论发展博彩业解决养老金问题的可行性

1，中国养老金问题

中国养老金不仅存在缺口大的问题，也存在分配争议问题，比如退休金双轨制。但其实分配争议的本质，依然是养老基金紧张，两个儿子争饭吃，不腰疼地说只要有两碗饭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局限在分配层面思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应该想办法开源。

中国经济生产力增长迅猛，但仍然不及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长，中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哭穷闹薪的地方也太多，军事现代化需要钱，航天事业需要钱，医疗教育也需要钱，争饭吃的绝不仅仅是两个儿子，而且也都不是干儿子。同时养老基金一有缺口，财政就无条件去补，完全是一笔糊涂账，缺乏应有的精算平衡，也缺乏预决算的程序，财政风险很大。

2，博彩业的危害性

“赌近盗，奸近杀”，古今中外，赌博泛滥会造成犯罪率的飙升是不争的事实，杭州纵火保姆莫焕晶，走上杀人放火的不归路也是因为赌博，此外赌博泛滥在人的心理上也会造成问题，沉迷赌博者会引起激烈的家庭矛盾，成为社会负能量和不稳定因素。

赌博具有零和性，钱从一些人的口袋里进入另一些人的口袋，对社会生产和发展毫无贡献，反而人们把时间耗费在这种活动中而不事生产，很可能反而具有“负和性”。

博彩业的收益方式也有危害。经营博彩业的企业主要依靠抽头牟利，且往往是暴利，属于标准的不劳而获，也远超一般“按资分配”的收益率。其有限的资本投入对国家发展基本没有帮助，贡献不如其他娱乐业。

出于这些理由，新中国建国伊始就禁止了博彩业，即使是博彩业合法的西方国家，也更希望让外国人成为本国博彩业消费的主力，以减少赌博对本国社会的不良冲击。

3，博彩业被赋予公益属性

即使博彩业有这样那样的危害，但各国政府依然看到了它的唯一亮点：暴利，意味着只要施以严格管束，国家和社会组织可以从博彩业上获取可观的资金。根据新西兰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新西兰博彩业近八成的收入都以奖金和慈善拨款的形式返还给了新西兰居民，其中天空城赌场除应缴纳的税款外，仅给社会慈善组织的捐款一年就有300多万纽币。

事实上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博彩业”是除了赌场、体育赌博之外，彩票也包括在内的，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禁止博彩的国家，1987年中国开放的福利彩票，也属于公益性博彩的案例。

4，博彩业对服务业的刺激

博彩业不是棋牌室，看起来公平的赌局，赌徒的赢率绝不是50%, 博彩业城市的繁华灿烂，那其实都是赌徒的血汗钱铸就的，这种繁华就是吸血鬼光鲜亮丽的皮肤，背后是人性无尽的贪婪，无数赌徒的家破人亡。但是又不禁令人羡慕，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博彩经济，可以养活多少服务业者？赛马师、歌舞者、魔术师、荷官，甚至是下游的养马、零售、餐饮、典当信贷……上述行业，有些在中国甚至还是空白，潜力巨大。在博彩业比较成熟的城市，博彩业并非只有赌博，而是一整套旅游业和服务业体系，甚至非赌博的部分，光芒要盖过赌场本身。

a，服务富人

有些赌客们明白赌场优质的服务，羊毛都是出在自己这样的赌客身上，明白大数定律，知道自己在赌场玩的次数越多，赔的也就越多，于是索性会更注重享受。赌场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些“追求享乐型”的赌客，特意为他们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高级VIP除了享受免费的停车、电影、餐饮、娱乐服务外，还时不时有更加刺激的“抽奖活动”，赌场面向VIP举办这些抽奖活动大多是让利性质，目的就是让赌徒们“玩的高兴”并继续留在赌场。赌徒们都隐约明白自己的钱最终会跑到赌场去，也照样喜欢常来享受这种乐趣。

于是人们想象中“赌徒们汗流浃背围成一圈，梗着脖子喊大小”、“输完便离场回家”的野蛮形式的赌博，变成了优雅愉快地享受服务和消磨时间，不仅不会形成“赌近盗”，也养活了一众服务业者。当然并不会所有的赌徒都这么想，这些能够长期稳定充当赌场VIP的赌客，只是少数有稳定高收入的富人而已。如果赌场能吸引越多这样的赌客当然是越好的，所以就会促进赌场花费精力分析这类人群的心理需求。

b，服务穷人

诸如赛马赛狗的赌局在西方国家中被分类为体育赌博，有专门的法规进行管理，总体限制要比赌场赌博更宽松一些，体育赌博的押注额度处于赌场和彩票之间，是中低收入的赌徒能接受的活动。没有博彩业参加的赛马赛狗是挺无聊的事情，几乎不会有人愿意在茶余饭后讨论哪个动物园里的动物跑得快，除非动物的快慢与自己利益相关-------人们在它身上压了注。于是每次赛马，跑场就会人满为患，观众在人潮汹涌的观众席上为马或骑手呐喊助威，并借机带着亲友爱人参加，使它变成了一项“刺激”的集体活动。在西方国家，这样的集体活动甚至演变成一种高雅的文化，参加的人盛装出席，孩子也打扮的十分隆重，参观比赛后往往会聚餐会友，是否有格调。在这样的环境下，添加点赌注增加点刺激，反而成了怡情的小料，同样不会形成“赌近盗”。如果是赌博非法的国家，这样的活动是不存在的，马也只存在于动物园供孩子观赏，人们也不会在意什么“马的优良品种”问题，于是不管是养马育马业，还是跑马场，或跑马场外的停车楼、餐馆和擦鞋匠，都是不存在的。

c, 服务外国人

如果赌博经济是赌徒的血汗钱铸就的，很多人自然希望外国人的血汗钱更多点。越南等亚洲国家的赌场往往是只允许外国人入内的，这样可以最小化赌场对本国居民的负面影响。然而越南人口中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口中的“外国人”是不同的。对于如今的外国赌场来说，“外国人”大多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是现在海外赌场的消费主力，如果中国赌场禁止中国人进入，等同于把最大的金主拒绝了，这样的博彩业一定无法跟别国的博彩业竞争，不会繁荣到哪里去，也就不会吸引更多的真正的外国赌徒慕名前来中国消费了。如前文所述，想要服务外国人就必须按照外国人的审美品位进行服务，相比中国人去赌场“就是只赌博”，外国人往往对配套服务要求更高，这要求整个赌城有成熟健康的服务体系，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赌场。不管怎样，有赌场存在总是要比没有赌场，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国游客的。

总之，赌场在一个成熟的博彩业城市中，是以“游客吸铁石”，“服务业刺激剂”的形式存在的，好比名川古迹景点养活了周边的纪念品、餐饮业一样，那么建造赌场也有人造旅游景点的作用。在中国，文化古迹和名山大川都早已存在，而赌场为核心的旅游、服务经济却是空白，所以博彩业更适合在那些缺乏古迹和自然奇观的地方开展。

如果博彩业只把眼光放在赌博本身，或主要只靠赌博赚钱，这样的博彩业对社会的贡献就差的多，相比其危害，也许还是禁止了更好，但倘若博彩业可以制造大型活动以刺激消费，促进就业，以及娱乐消费者，同时把赌注损失控制在赌徒可以接受的程度，利大于弊时，何乐而不为呢？

4，西方国家管理博彩业的经验教训

看来赌博的危害性其实并非来自赌博本身，而在于赌徒成瘾和赌场唯利是图共同导致的“赌徒过分消费”，一般来说只有当赌徒的损失超过自己经济承受能力时，才会产生社会危害性。

新西兰法律将赌博按照赌注、赌局规模分为了四类，比如赌博活动的奖金低于500纽币，则属于一级赌博，是不需要国家博彩局任何授权，也没有任何要求，而其他形式的赌博，无论是发生在网上还是某个派对上，超过了500纽币，就会对组织者产生一些要求，诸如要求公布游戏规则、不得有黑箱操作等。一旦超过5000纽币，就被视为三级赌博，必须由博彩局颁发许可证（Gambling Act 2003）。许可证中有对赌场赌局规模、频率、实名制等事无巨细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尽量防止赌博规模不受控制地泛滥。同时新西兰内政部设有专门有机构（彩票委员会、体育赌博委员会和赌场赌博委员会）对赌博进行监管，可见西方将赌博合法化并非没有注意到赌博的危害性。

然而私营博彩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贪婪和自私。私营赌场希望沉迷赌博的赌客越多越好，赌场规模越大越好，而完全不考虑因此扩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因制度问题，赌场集团有对立法机构议员的金钱影响力，使得赌场规模有失控危险，2015年奥克兰天空城赌场就因此得到规模扩张的许可。如此来说博彩业就像是一头野牛，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才能控制其走向并为社会服务。一般来说企业国有制更适合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博彩业具有的危险性使得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应当国有化的产业。

5，  中国搞博彩业的优势

a ,有助于财富流动。即使是零和游戏，财富的流向也很重要，私有赌场将会使财富向赌场老板的腰包集中，但国有赌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博彩业可借鉴成熟的博彩业国家，按消费能力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这可以引导“追求享乐”型的富人、中产赌徒，将钱更多的花费在周边的服务业上，带动社会就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减少低收入赌徒破产的可能性。 高档的服务也会刺激富人的消费，使其在攀比和享受之中将财富“渗漏”到待富阶层。赌场的“抽头”所得大多都会投入到公共事业，最终达到“取之于富民，用之于穷民”的效果。

b,有助于财富留在中国国内。由于中国护照越来越便利，出国旅游人群日益庞大，中国境内禁赌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赌徒可以轻松出境赌博，中国先富者的财富流到外人田再也回不来，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情。中国周边早已经被外国赌场包围，与其继续掩耳盗铃禁赌，让中国赌徒满世界散钱，不如试图将这部分外流的财富拦在国内。

c,有助于清理私营赌场。地下赌博和网络赌博在中国客观存在，一般主要靠运动式取缔，由于赌徒的“刚需”，地下赌场被打完又会出现，很难根除。国有博彩企业资金实力强大，配套服务完备，将会对地下赌博和网络赌博形成强烈竞争，当国有博彩企业运营后，出于风险和服务质量的考虑，赌徒们就会更愿意从利益和服务得不到保障的地下赌场转移到合法的赌场。赌博走向地上，对使得国家对赌博的监控和筛选也将更加有效，由于少了贪婪，多了社会责任感，国有博彩业将很容易通过实名制、消费记录监控来监管每个赌徒，更容易针对性地实施防沉迷措施，减少赌徒沦为罪犯的可能性。

除了动物赛跑外，还有关于赛车赛跑、足球篮球的赌局。赌球在中国地下屡禁不止，除了赌球的赌博性质外，赌球集团可能参与的足球腐败和洗钱也是风险之一。如果国有的体育赌博可以将赌徒吸引至地上，赌球集团将生存唯艰而消失，对此类体育腐败起到釜底抽薪作用，届时再清理地下赌场，反弹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d,振兴体育经济。除了足球、乒羽等少量运动外，中国观众对很多体育项目其实并不感冒，随便举例说，冰壶、水球、马术、赛车等。一直以来支撑中国观众关注体育的原动力大多是爱国主义，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释放的地方太多了，使得体育活动拿到金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举国瞩目和热议，这使得“冷门”体育项目无论在举国体制中还是私营俱乐部中都难以为继。体育赌博可以给一些关注度不高的运动添加新的魅力，比如女足可以因此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赛事广告收入。

6，  中国搞博彩业的隐患

a, 法治不健全。从西方国家管理经验来看，博彩业的管理需要的是有效的法治和监管，一旦法律管理不到，产生的腐败风险就会很高。举例说新西兰的二级赌博被要求公布游戏规则和不得黑箱操作，假如真的有赌场黑箱操作了，赌徒举报后，就得要有执法单位及时介入和调查，及时的处罚违规者整顿秩序，而倘若这个执法单位因利益相关而包庇赌场，反把赌徒“整顿”了一气，那么这样的赌场也就开不了多久了，也不要想形成品牌效应吸引外地和外国赌徒了。

博彩业搬到地上后，仍然可能无法完全禁绝地下赌博，所以博彩业合法化后应当加重对地下赌博的惩罚力度，以将更多地下赌徒驱赶至地上，那么相应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也非常繁杂。此外博彩业需要对赌徒严格的年龄身份认证、时间和花费监控以及严格执行的准入规则，倘若执法不严，赌博的危害就会披着合法的外衣扩散，甚至会危害在校学生，再走校园贷的前车之鉴。

b, 经验不足。中国服务人的行业，经验总体就是不足的，更别提被封禁大半个世纪的博彩业。尤其是国有服务企业，普遍缺乏对富人心理和享乐主义的客观研究，一些国企服务人员也缺乏服务精神，所以国有博彩业很可能因服务质量问题而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博彩业竞争。倘若赌场国有而配套服务民营，也许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并且很显然，需要大量引进国外有博彩业、体育赌博行业工作经验的华人参与运营。

c, 政治不正确。赌博在中国一直都是政治错误，即使许多人在私下都热爱赌博，如果直接将赌博合法化，势必会造成群众强烈反对。事实上如同福利彩票和股票期货一样，赌博也同样可以驯服成为总体对社会有益的行业，那么在中国发展博彩业就必须要先对其重新定义，并得到广大人民支持。不过这点中国应该可以学习彩票合法化的经验，将“彩票”和“福利”结合起来，重塑其性质。

博彩合法化也给百姓甚至儿童传达一种“国家鼓励赌博”的错误信息，那么为了消除这种误解，地方组织和学校的教育也必须要有配套的宣传，比如新西兰高中生必修的健康课中，嗜赌就被当做心理健康问题而被研究学习。

在中国政治不正确的还有“享乐主义”，中国过上温饱的日子也才没多少年，很多中国人还有过分节俭和压制需求的习惯，但如果有消费能力的人也持有这样的态度，是不利于经济活跃和服务业的发展的。这种政治不正确可能使合法的赌场太过保守，设立过多限制，使得太多人被拒之门外，依旧转投地下或海外赌博，或使得中产和富人不愿意高消费，带动不起周边服务业，使得博彩业发展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

总之，没有金刚钻就不应该揽瓷器活，如果以上隐患无法解决，发展博彩业在中国就很可能出问题。但假如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回报也肯定是可观的。

7，博彩业与养老事业的结合

养老有问题的一般是待富人群，而博彩业主要赚的是富人、中产阶层的钱；养老有问题的地区一般是郊区乡村，而博彩业主要在城镇发展，倘若两者结合，可以同时有利于解决财富流动和养老问题。博彩业有钱，但缺乏政治正确，养老事业充满政治正确，但极度缺钱，两者结合可以相辅相成，政治阻力较小，可行性较高。并且中国有多年的福利彩票管理经验可以引申借鉴，上手比较容易。

目前中国暂时是以出卖国企股权的方式充实养老基金，不可持续且有杀鸡取卵的感觉，如果创办国有博彩业就会缓解国有资产的流失，有可能反而壮大国企资本。当博彩业以服务业刺激剂形式存在时，则可以同时带动民营的周边服务业，最终使宏观上变成非零和的双赢甚至多赢。

事实上博彩业的收入可以投入到任何一项公益事业中，所以这种博彩也可以叫“福利博彩”。但出于精算预算复杂的原因，将其无脑投入到一个缺口较大的项目中是最简单的。倘若未来养老基金缺口问题解决，桶里的水开始溢出，再去填其他项目的缺口也没有问题。

按照中国目前的养老金缺口看，也许博彩业也不一定填补，这有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补齐亏空而鼓励赌博，所以养老基金的开源节流，不一定要完全依赖博彩业，如果不够，则应该再想其它方式，并且必须有中央政府和法律的有效监管、教育和宣传部门的反赌博宣传，以避免博彩业因“贪婪”的老问题走错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