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民国三部曲最终章《邪不压正》发预告片了!我觉得原著小说很好看…

姜文拍过前两部民国主题的电影《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后,第三部《邪不压正》今天放出预告片了,传送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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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改编自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

(PS:周韵也有出演哦,我要去大荧幕看周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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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侠隐》的喜爱,我挺期待姜文这部新片。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侠隐》真的写出了北平的味道,对的,这里的“味道”就是味觉。即使不看别的,也可以把这本书读成民国北平的美食指南吧。

《侠隐》的故事背景放在1936年的北平,主人公青年侠士李天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深入北平胡同巷陌。跟随者调查线索,各路人马的斗智斗勇逐渐浮浮出水面,日本特务、亲日分子、豪门旧户、黑帮老大、交际花、外国记者等轮番上阵。不过,外界再是风云变幻,老百姓的日子依旧照常过,庙会、堂会依循旧例,东城、西城一如往日。直到最终章写下“七七事变”,故事人物之一蓝兰忍住了眼泪说道,“这就是一九三七?”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2年赴洛杉矶继续深造,1972年因工作迁往纽约,定居至今。

张北海写过不少与纽约有关的随笔,《人在纽约》《天空线下》《一瓢纽约》,但只有《侠隐》这部小说与北平有关。

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姜文将《侠隐》改编电影才知道张北海的名字,但实际上,张北海在文化圈里的名声十分大。阿城、王安忆、王德威、陈丹青、张大春等知名作家都对他赞誉有加。台湾知名文化人士张艾嘉就是张北海的侄女。

张北海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在《侠隐》里,最关注的是沦陷前后困守古城的二十九军将领——“他们都是小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以下摘录部分澎湃对张北海的采访,主要是谈《侠隐》和北京的部分。

澎湃新闻:谈纽约之前,先谈谈北京吧。您是1936年出生在北京的,1937年,北京就迎来了北平时代“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现在看这个出生年,是个蛮有意思的时点,1936年也是《侠隐》开始的时间。用小说里的话说,“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您为什么会对北京(而不是成长的台北和生活的纽约),倾注那么多心血?

张北海:我在《一瓤纽约》作者序中说,“四分之三世纪下来,我走过了两个时代,两个文化,和那八千里路云和月。”当然,这里说的两个时代指的是“大时代”(民国建立经抗战、内战至今)。但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大时代之下还会出现对当事人具有意义的一个个“小时代”。

我第一个这类小时代是我的童年期,也恰好是从抗战到内战,之后固然还有一连串这类小时代,像五十年代的台北、六十年代的洛杉矶,以及之后的纽约至今,但我已逐渐长大成年,现实过于真实,更难有幻想。但老年还是可以做梦,这么看的话,也不妨说《侠隐》是一个千古文人的侠客梦。

这也或许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在2007年简体版《侠隐》序文中有这句侧面评语,“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

至于“倾注那么多心血”,我相信这是任何写作者都需要倾注的心血。但与此同时,为了写一部写实性小说,并以“老北京的消逝”为另一主题,那就更必须在求实方面多作点功课了。

澎湃新闻:《侠隐》里写吃,中餐西餐宴席涮羊肉,味道嵌在故事里,会让人忍不住想起唐鲁孙们的北平味道。就像去年冬天,北京下了很多雪后,不断有人感慨,一下雪,北京就像北平了。您为了写《侠隐》当时也做足了北平的材料,写北平风物的书和人,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些?

张北海: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已退休,《侠隐》出版后,曾有网络评语说,这“是给老北京的一首挽歌”,我也愿意这么想。

阅读书写北平风物的书和人,对我认识当年的面貌,至及小说写作的帮助很大。其中,我最关注的是沦陷前后困守古城的二十九军将领,他们都是小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此一层关系,或许是作者下意识地把自己和书中历史人物衔接起来,但另一方面,潜伏在小说背后,是作者对反清起义到八年抗战(像我父亲)那一世代的致敬,也可以说是我给那一辈人的一首挽歌。

一段往事,我在二十九军撤退围城北平的一段叙述中,特别提到一个人名字,一位卢沟桥炮火中幸免死亡的少壮军官——吉星文,他后来随部队到了台湾,1958年,他已升为少将师长,守防金门。“八二三”枪战期间,我曾以广播记者身份战地访问,只因没有及时搭上母舰最后一艘遭击沉的登陆舰,而未葬身罗湾,但吉星文将军,却在对岸炮轰之下阵亡。

至于书中的吃喝,我只能说,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我从小吃大的,北平沦陷之前和初期,政府人员和一些有能力的家庭都逃难去了大后方,但当时北平仍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他们只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挣扎着过日子。然而,为时八年的沦陷期间,北平市民还是要买菜吃饭,老百姓去老百姓的小吃店,有能力的上“东来顺”、天津的“起士林”,日子好歹总要过。

澎湃新闻:读者对《侠隐》的赞誉之一,是语言好。这让人想起这两年很热门的一部沪语小说《繁花》,它向读者展示了用沪语白话描写上海的可能。在新一代越来越少讲本地方言的今天,语言的丰富性减少是否也在相应缩小表达的空间?以及,说到语言,联合国的翻译工作对您的中文写作有帮助吗?

张北海:这个问题最好请教专家。我只能说,语言文字是活的,永远在变,至于“变相缩小表达空间”,我觉得一定不是“语言的丰富性减少”。上一代的丰富性减少,总会被下一代的丰富性填补,主要还是看新世代在新语言文字的条件下,如何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方言来说,香港至今还有人在写只有老广看得懂的粤语方块文章,但《繁花》的沪语叙述,我相信一般读者都还可以接受,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还看得懂《海上花》?

联合国翻译工作对我的中文写作是有些影响,这篇访谈中一定会有一些例子,但对我来说,它一方面让我有机会熟悉外交和国际官僚语言,还同时扩充了我对文字的感受。

澎湃新闻:为什么《侠隐》之后不再写小说?有一种说法是,“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您要给自己画个句号?您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是怎样的关系?现在可以回答(几年前无法回答的)“新北京的灵魂在哪里”这个问题了吗?

张北海:我的北京是我天真童年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我现实老年的北京,是我只能去吃喝、看朋友、办点事的北京。

至于“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是否要给自己画个句号,我觉得这么说倒是很可爱,只是太潇洒了。但就小说另一主题“侠之总结”而言,那与其说是给自己画个句号,不如说是我在设法打开一道门。

《侠隐》2000年在台湾出版后,我曾如此回答某报副刊编辑一个提问,“至于是否可能把‘燕子李三’这类型人物移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的想象空间出现一位当代游侠,我认为绝对可能。这是一个仍在寻找作家的好题材。”

……

澎湃新闻: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关于电影的问题。您看过姜文之前的电影吗?印象最深是哪部?《侠隐》之后,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突然多了起来,您喜欢接受采访吗?

张北海:是在姜文买下《侠隐》版权之后,才看了他早期执导的三部电影,都非常赞赏,但印象深刻的是《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让我感到姜文是个敢冒险尝试的导演。

坦白地说,我很不习惯公开当众谈论自己,尽管我也明白,访问是作者的一项荣幸,也是写作者对读者及出版者应尽的一项义务。只不过考虑到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一个台下而非台上,镜头后而非镜头前的写作者,目前也只限于一些书面访问,像这篇。

对了,采访中,张北海还顺便更正了一下记者提到“您出生时的怀表是张自忠送的”一事,“那个Omega怀表是冯玉祥送的,不是张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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