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为何在中国北方很少有像中国南方那样的祠堂祭祖文化？这种文化是否该被淘汰？

作为一个在南方（福建）生活了几年的北方人来讲，个人认为——祠堂祭祖文化的起源不是文化，而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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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建为例，初到福建给我印象就是——庙多，祠堂多。基本上一个村子一个姓氏至少一个祠堂，曾经在一个村子见过一个姓氏有三个祠堂，其中两个是分支的祠堂。

而福建的祠堂宗族的文化形成就必须追溯到福建的开发，福建历史上有两次大开发，这两次大开发从民间信仰就可以初见端倪。闽南祀开漳圣王陈元光，闽北祀开闽圣王王审知。

陈元光是唐朝中期平定泉潮蛮獠反叛的陈政之子，为开发闽南地区做出了极大贡献。平叛军的到来为闽南地区带来了87姓，这些人及其亲眷以及流民的到来形成了现在的闽南语区。

王审知是唐朝末年的农民军，进入福建后形成了与中原王朝朝贡的地方武装割据，而其带来的中原部署基本上落户闽东地区，此时中州人和当地人杂居从闽方言里分化出闽东方言。

而之后福建战乱颇少，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在北宋时出现进士2600人，南宋时进士4544人。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据卢美松编写的《福建历代状元》一书中列举46名文状元。

而，恰是宋朝的时候官修家谱的禁例被打破，私修家谱成风，为了光宗耀祖，追本溯源，官宦之家有实力，也有话语权的把自己家世往魏晋时的门阀士族上靠，毕竟之前只有门阀才有谱牒，而门阀的谱牒也会“自然而然”的上溯到三皇五帝的。

现在修谱成风，许多族谱世系可以捋出几千年不断，这就有点“呵呵”了。我老家有个刘氏大族，前几年修谱据说追溯到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又说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其实我更相信是中山靖王，毕竟刘胜生了120多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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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寻祖"：找出来的族谱，到底靠不靠谱

其实最多找个郡望就不错了，福州有个大学叫“福建江夏学院”刚开始很纳闷怎么叫了一个武汉的地名，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省属公办大学的第一大金主是世纪金源集团的黄如论（捐款4.6亿），而黄氏又以江夏为郡望，号称“江夏黄氏”，所以这所公立大学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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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所以祭祀祖先这种事情老百姓是不能干的，只能贵族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祭祀的场所称为“庙”也就是“宗庙”，死去的老子在祭祀的时候还得起个庙号，如唐“太宗”就是庙号，但是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死一个建一个庙，随着时间的发展，死的太多了，庙也太多了，于是保留第一二个，中间保留几个成绩特别突出的，剩下的统统拆了统一放进一个庙里祭祀，称之为“祧庙”，《礼记》就明文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后来可能是嫌麻烦，一个庙一个庙的拜来拜去，于是到了东汉就整合成一座，像现在的北京“太庙”。

而先秦时代能够建庙祭祀的都是贵族，当年孔子问礼就是跑到了周王室的宗庙，而且此时宗庙不止祭祀祖先，并且用来收藏国之重器，如天子之征的九鼎，当年举鼎被砸的秦武王就是在太庙作的死……

先秦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个庙（祠）里只祭祀一个人，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可能只有唐叔虞祠了，就是现在的晋祠。

太原·晋祠（国保）

祭祀祖先这种事情太重要了，因为《礼记·祭义》里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这还没完，因为人死后你去祭祀他“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但是没有祭祀的人呢？《礼记·祭法》说“庶人庶士无庙者，死曰鬼。”这一个“鬼”就是我们说的凄凄惨惨的“孤魂野鬼”了，所以孟子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真不是让孩子来养老，而是为了祭祀，所以才有了绝嗣和绝祀；要不然叔梁纥也不会在年近七十的时候生下第十一个孩子孔丘，因为叔梁纥本身就是大夫爵位可以建三个庙，而自己又是族长，是祭祀中的祭主，而大儿子伯尼（孟皮）是个瘸子是不能祭祀的，所以只能再生一个了。

而孔子死后鲁哀公为其在故宅修建的纪念馆，就是最早的孔子庙，多少在家庙的基础上多了一些国家祭祀的意思，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不断的上升，祭祀场所的不断扩建，孔庙就逐渐从家庙变成了国家祭祀的国庙了，在大成殿举行举行家祭和公祭两种不同的祭祀孔子的典礼。

曲阜孔庙·大成殿（国保）

但你以为这是家庙吗？当然不是，这是祭祀孔子用的，真正的孔氏家庙比这个小的多，位于孔庙的左路后部，而位于家庙前面的是崇圣祠，用来祭祀孔子的五代先祖，为啥不再继续往上追溯了，因为古代有五代亲绝的规定，所以五代之上就算了……

（孔庙里的家庙）

既然祭祀这种事情太重要了，以前老百姓没有这个权利，于是刘三在夺得政权之后就充分的利用起这个特权，定都长安后就在栎阳立了宗庙，这个时候他那个不知道名字的爹刘太公尚在人世，而刘邦世系不明，实在不知道此时其宗庙中所供奉者为何人。他老爹死后，刘三便在长安修了庙，并且打破惯例，让属于小宗的各个诸侯国都给修了庙。等他死后N年他那个穿着草鞋上朝的儿子刘恒深怕他老爹的英灵从城北的坟墓里出来到到自己的位于城南的高帝庙里去享受祭祀路途遥远再给累坏了，于是便在刘邦墓边上又给修了一个原庙。身为孝子慈父的汉文帝为了不给儿子汉景帝添麻烦，没死的时候便在长安城里给自己修了顾城庙，他一死刘启就给他迁到到霸陵去了，然后给自己修了庙。于是生生不息的刘汉王朝初期的皇帝们对修庙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乐趣。（一是皇帝生前为自己立庙；二是不建在皇宫之左；三是各庙皆别居一处，互不连属；四是令各诸侯国在本国都给皇帝建庙；五是在各帝陵旁建本陵主的庙。）

也就是汉代，市井出身的刘三都能修庙祭祀了，于是各地的公卿豪门纷纷在墓地设立祠堂（墓祠），也就是享堂，但规模也比较小，如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国保一批）和武氏祠。在城里设计家庙的比较罕见，但是到了魏晋时期门阀崛起，家庙逐步兴起，架空历史剧《琅琊榜》里的士族豪门都是有家庙的。

济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国保）

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家庙制度，一、二、三品官员必须建庙，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贞观六年，侍中王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烝尝，犹祭於寝，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之，因官为立庙，以愧其心”，不修庙在自己家里祭祀是要被弹劾的！！！最后李世民出钱给他修了一个私庙，而此时私庙不是修在家宅里的，而是在城市里找个空闲地就修了，到了宋代，修庙依然是官僚阶层特权，必须政府批准，没有品级是不能修的，品级太低也不能修，只能在自己家的寝堂祭祀先人，但此时民间的祠堂（享堂）应该还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大的家族也会在家族墓地建设寺庙用来祭祀（源于唐代、盛于宋代），如擅长打小算盘的司马光就在自家墓地旁边就专门建设了余庆禅院，河南三苏墓的广庆寺，建设坟寺的风头到了南宋更是甚嚣一时，南京江宁的建中村之前就是秦桧家的坟寺旌忠寺，最著名的无外乎由“褒忠衍福禅寺”演变成的杭州岳王庙了。

杭州·岳王庙（国保）

在此之前佛教只称呼为寺，而此后因为和祭祀“鬼”的庙的功能结合了，虽然两者不是一样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了寺庙的称呼，那现在有没有叫做“庙”的佛教寺院呢，答案是有的，如上海的“下海庙”。

上海虹口·下海庙（区保）

（坟寺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变种，就是太监庙，太监没有子嗣，有继嗣的还好，没继嗣的将来可是没有人祭祀的，于是便出现了太监供养寺庙，年老在此养老，死后在此享受香火，有京西名刹法海寺，现为中国佛学院的法源寺，最著名的就是建设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前的褒忠护国寺了。）

（法源寺的钟）

到了南宋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如著名诗人陆游即使在85岁寿终正寝给他儿子口述遗嘱的时候都没忘记显摆一下自己的身世“家祭无忘告乃翁”，这说明他家里是有家庙的，而比他小五岁的福建人朱熹恐怕就没有这种待遇。

朱熹的父亲朱松虽然也入朝为官，但是官运并不太好，最后被任命为知州，还没上任就去世了，恐怕朝廷并没有给他设立家庙的待遇，也许他的儿子对此觉得这很不爽，于是对祠堂制度进行了完善，其在《朱子家礼》中说“ 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意思就是：家庙的设置呢？古代没有记载也没有规定，所以呢普通人家也不懂怎么办，所以呢都叫祠堂，所用的仪轨和规制就是人家咋办就咋办。于是朱熹就巴拉巴拉的阐述和颁布了自己的创造的方式。

从其他史料上来看，朱熹是在撒谎，普通人不懂得咋办是真的，那是因为家庙的设置普通人是不涉及的，最多就是在墓地旁边建个祠堂或者干脆在寺庙里找个地方供奉祖先作为祠堂。而朱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家庙改为祠堂，让普通阶层可以以修祠堂的名义修建家庙了。

在此之前祠只能建在墓地或者附近，只有经国家批准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贤的场所才能叫做庙，如五岳五镇四渎的山神河神都有属于自己的庙，还有各地马神庙、城隍庙、火神庙、财神庙等等。

山东泰安·岱庙（国保）

朱熹在《朱子家礼·祠堂》里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这个“东”就是抄了的现成的，因为左东右西，以左为贵（有争议，不争辩），《周礼·考工记》里就写到“左祖右社”，对国都的建设提出的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一直影响到现代，天安门的东面是太庙，西面是社稷坛，而天安门广场的东面是国家博物馆（此为祖），广场西面为人民大会堂（可谓社稷）。

（天安门广场平面图）

家庙是国家授予的特权，而祠堂即使被朱熹理论上合法化，但是也没有大范围的出现，毕竟有能力建设的人还是有限，有限的人又恰恰可以去申请建设家庙，成为一种小范围的垄断。

而福建最早祠堂据传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而同样是宗族传统势力深厚的珠三角地区却没有发现明代之前的祠堂。祠堂真正的兴起是到了明代——

明代大孝子皇帝嘉靖为了他爹合法化具有群众基础和舆论声势，于嘉靖十五年批准“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并取消只祭祀上溯五代的规定（在此之前即使有品级的官员祭祀也只能按照先秦的礼法，上溯五代，五代亲绝），但之后国家正式的礼仪典籍万历版的《大明会典》依然保存着《品官家庙》对家庙的建设予以规定，但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活学活用嘉靖十五年关于民间立庙的规定，不受五代限制只要往上找到能有设立家庙资格的祖先就开始建设家庙，实在找不到还是设祠堂，毕竟能找到的不是很多，在江南地区尤盛，此时苏南地区商业发展，有钱的土豪纷纷设立祠堂，但修建都很内敛简朴，毕竟打擦边球嘛，所以祠堂逐步建立起来并且逐步替代了家庙而成为普遍的称呼，以致于青少年时期生活在苏南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是用了宗祠这种叫法，如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位于长三角地区的南浔古镇在清末也是富甲一方，祠堂众多，但也只有刘镛家族建的是刘氏家庙（小莲庄），并且牌坊上刻“圣旨”二字。

浙江湖州·小莲庄（国保）

不只是普通人家，即使所谓贵胄，只有被封为王的宗室才能建家庙，王爵以下的只能去墓地祭祀，《清文献通考·群庙五》:“（顺治）十年,议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于家庙，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

所以虽然明代中期对民间建庙立祠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但是靠近皇权中心的北方建庙立祠依然是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小心小心再小心的，虽然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皇权不下县（乡），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不是皇权不想下去，是皇权下不去，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和地方宗族在团结中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而已。一旦地方宗族做大，皇权是一定要出手的，比如宋仁宗就在嘉佑七年绵里藏针的夸赞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谐共处不分家的“义门陈氏”说“陈氏孝义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范，教化民风”强迫分家，分迁至今天的16个省（区市）的125个县市中。

即使作为天下第一跪府的曲阜孔氏在恩宠之余也是不断受到政府打压，其中一项就是禁止跨省修谱，只能在山东省内孔氏族人的范围内修谱，明显是为了限制宗族势力；孔府曾经规定“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但从乾隆甲子（1744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再次修谱已经过去了176年，将近三个甲子。

孔府都收此打压，更别论别的家族了，例如山东滕县大坞张氏出过布政使和巡按，建的依然叫做祠堂，而不敢叫家庙（当然私下是叫家庙的）。

山东滕州·张氏祠堂（省保）

而其他家族更不敢随便建设，直到清中晚期皇权没有那么强势，再加上家庭成员还有功名，才敢修建祠堂，如下山东滕县大刘庄刘氏家祠。

山东滕州·刘氏家祠（省保）

有功名的家族尚且如此，其他家族怎么办？广大劳动人民还是有办法的，北方普遍是在红纸上先画出庙堂，然后再填写上列祖列宗的名讳，然后祭祀完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祭祀仪式，现在也不用自己画了，有了工业品叫做“布家堂（祠堂的意思）”或者“家谱轴子”。现在河北以及东北还比较流行，方便，也不用焚化，还可以当做家谱使用。

布家堂·家谱轴子

但同时段的南方地区，山高皇帝远，皇权所不及，宗族势力强势，祠堂林立，但是敢叫做庙的也是很少，像福建省长汀县这个建于清嘉庆九年的汀州李氏家庙牌坊上方就刻有“恩荣”二字，这就表明是皇帝批准的。

福建长汀·李氏家庙（县保）

当然也有即使皇帝批准，但还是习惯叫做祠的，被誉为“客家第一祠”的上杭李氏大宗祠，虽然很任性的叫做祠，但是“恩荣”两个字还要高高刻上，然后再在墙上刷上“庙”表明自己的尊贵的身份。

福建上杭·李氏大宗祠（国保）

而福建地区以其特殊的条件，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到现代已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祠堂，达到了13272座，而从族群分布来看，闽西的客家语族分布区的密度最高，其次就是闽南及闽东地区，这就更加说明了宗祠的实际效果。福建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资源极其有限，宗祠出现是为了团结同一家族的具体物化表现，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尤其是清朝康乾时期的人口大爆炸，不同家族为了抢占有限的资源便开始械斗，这就造成了闽粤地区械斗风潮，而清代福建驻军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平息家族械斗。

勤勉无双的老干部胤禛就在雍正十二年，颁布训诫漳泉械斗的谕旨：“闽省文风颇优， 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 人才又在他郡之上， 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 实不乏人。独有风俗强悍一节, 为天下所共知, 亦天下所共鄙。”后来雍正有说明其原因“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众盛，欺压单寒，偶因雀角小故，动辄乡党械斗，酿成大案。及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而所属之平和、南胜一带尤为著名，此中外所共知者。”

这种风气还随着移民带到了台湾成为18世纪中到19世纪末著名的“漳泉械斗”。1903年晋江爆发的“都洪蔡冤”大械斗持续6年，死亡300多人，“将对方阵亡者放置于枯潭中，用盐腌着，以备日后尸体对换。其地因尸体腐败恶臭难闻，人称“咸鲜沟”，晋江五易县令都没解决掉，最终才由泉州知府李增蔚亲临督办方才解决；1924年泉州晋江前后港的大械斗持续5个月，涉及上百个村；1927年泉州惠安的张吴械斗持续了三年，双方共死亡108人，甚至连在新加坡的侨工都在海外互殴。而福建的械斗之风一直延续到1998年（仅个人所见材料）。而械斗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田，主要是闽西，二是为了水，主要是福建沿海地区，于是就有了“十案械斗八案水利”的说法。

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皇权不下县（乡），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不是皇权不想下去，是皇权下不去，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和地方宗族在团结中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而已。一旦地方宗族做大，皇权是一定要出手的，比如宋仁宗就在嘉佑七年绵里藏针的夸赞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谐共处不分家的“义门陈氏”说“陈氏孝义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范，教化民风”强迫分家，分迁至今天的16个省（区市）的125个县市中。

即使作为天下第一跪府的曲阜孔氏在恩宠之余也是不断受到政府打压，其中一项就是禁止跨省修谱，只能在山东省内孔氏族人的范围内修谱，明显是为了限制宗族势力。

所以以祠堂为载体的祭祖文化其根源是为了生存。当现实条件下，乡村生活逐步从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时候，祠堂文化才会像所谓乡绅一样让人有了一种错觉，以为是一种美好。而两者是有重合的，因为所谓乡绅一般情况下也是地方大家族的族长。

其实现在在南方一些地方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势，并且有一些不好的苗头如2013年广东就有两起很著名的事件，吴川低垌村（易氏）上千村民集体抗法事件和潮汕地区博社村（蔡氏）扫毒事件，简单的看都是基层治理事件，但是深层次的都是家族性案件。尤其是潮汕地区宗族势力根固发达，这里也属于闽南语区，其实这和历史上为了生存而必须团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到今天宗族传统如果不向着公益事业的方向发展，真的不好说是福还是祸。

另外今天的台湾地方政治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就是宗族势力，而这些根深蒂固的家族基本上都是闽南语族和客家语族，这也和长久以来为了生存和抱团密不可分。深受宗法血亲制影响的宗族传统，在当今社会如果以简单的宗族利益为考量而去影响政治，想必也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一种跟不断的天然联系，人们常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也并非如此，明之前祭祀也只是上溯五代，五代而亲绝。

以礼治天下的儒家是以“仁”开张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就是一种仁，一种天下大同的精神。而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后，其“存天理、灭人欲”就异化了儒家学说，放弃了“仁”，而强调拔高了“礼”，竟然说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后世对程朱理学的解读便更加异化，使之成为宗族制度的伦理基础而抛弃了儒家的“仁”。

祠堂祭祖文化是宗族制度一种表现方式，他的存在和发展是依托在原有的宗族制上的，当今社会宗族制逐步走向瓦解，是因为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而剥离掉宗族制的祠堂祭祖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存在也未尝不可，但这种存在的生命力可能很就像伴随着农耕文明走向消亡的乡愁一样脆弱。然而“寻根文化”的兴起和哲学上“寻找回家的路”一样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存在也许是祠堂祭祖文化的一种最好的延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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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是不能进祠堂的，但是有没有女性祠堂？是有的，已知国内有四座:安徽徽州的“清懿堂”、赣南白鹭古村“王太夫人祠”、福建南靖县的“奎文祠”、诏安的“叶太恭人祠”，这些人无外乎就是节孝，莫大的牺牲才能进入一个只有自己的祠堂，但是有记载的女祠还有更多，但是因为不是家族祠堂，年久失修都坍塌湮灭了，如正在湮灭中的福建漳州诏安县山河村的叶太恭人祠。

叶太恭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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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北方也逐渐把家庙称呼为祠堂，但是建筑形制上还是庙的制式，如山东微山西万张氏宗祠，连华表都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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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封建社会之后庙就可以随便建设了，也就不要政府批准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类的庙——

广东江门·主席庙（祀毛泽东主席）

福建惠安·解放军烈士庙（祀英烈廿七君）

为何在中国北方很少有像中国南方那样的祠堂祭祖文化？这种文化是否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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