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一些人“黑人确实犯法了呀？”的疑问

在美国，有两个机构指引着青少年步入成年：大学和监狱。社会学家爱丽丝·高夫曼（Alice Goffman）花了6年时间与费城的问题邻居相处，并且拿到了非裔和拉丁裔青少年是如何步入监狱道路的第一手资料。爱丽丝·高夫曼花了六年时间是想弄明白，是什么把青年人送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成长之路？

《我们把一些孩子送进大学，另一些送进监狱》

视频来源：TED；发布于2015年

以下为演讲内容：

美国的孩子们长大成人的道路上，有两个机构在这段旅程上至关重要，第一个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大学。某些人可能还记得你第一次进入大学时兴奋的感觉。你们中的某些可能现在就在大学里，并且正在享受那份兴奋。

大学有很多弊端，学费昂贵，所以年轻人负债累累。但总而言之，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年轻人从校园毕业，带着自豪与友情，和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或许更重要的是上大学使得他们能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第二个机构，在美国贯穿了从童年到成年的整个人生经历，那个机构便是监狱。在这段旅程中，相伴着年轻人的是感化官而不是教师，去法庭受审而不是去教室上课，他们的大三留学之旅是去州立管教所，当他们20多岁时，没有商科的或英语的学位，有的只是犯罪记录。

这个机构同样花费甚多。在新泽西，送一个年轻人到监狱的花费一年要大约4万美元。但是这是纳税人买的单，而孩子们得到的只是一个冰冷的牢房单间，和一个永久的印记：阻碍着他们回归家庭，或者寻找工作。

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这条路上长大成人，尤其在美国，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服刑率已经增长了700%。我制作了一张幻灯片，看这，这是我们的服刑率：每十万人就有716人服刑。这是其他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被送入监狱的孩子往往家境贫寒。他们大多来自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社区，以至于监狱成为了想要成功的年轻人实现美国梦的障碍。

问题是事实更为糟糕，因为我们不只是把贫困的孩子送入监狱。我们还给他们加上了许多沉重的枷锁，比如诉讼费的负担，比如感化和假释的限制，比如轻微的犯罪通缉。我们让他们待在过渡教习所或者软禁在家，我们让他们和警察交涉，而当这些警察要进入有色人种的社区，不是为了改善公共安全，而是为了政绩去保证逮捕数量。

这就是关于我们印象中的惩戒措施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年轻人总是担心随时会被截停、搜身和逮捕，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家，在学校还是在工作。

大约2000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我对这种别样的人生成长轨迹产生了兴趣。大学坐落在一个历史悠久的非裔社区旁，所以在这里你能同时看到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一边是在这所精英的私立大学上学的孩子，另外一边是在附近社区的孩子。他们中有一些也在努力去读大学，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身陷囹圄。

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开始辅导一位高中的年轻姑娘，她住在离大学10分钟路程的地方。不久，她的表弟（堂弟）从少年拘留所回到家。

他当时15岁，上高中一年级。我开始了解他以及他的朋友们和家庭。我问他能否在我的毕业论文中讲述他的生活，这篇论文也成为了我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现在则被集结成书。

在我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搬进了这个社区，而且花了6年时间去尝试理解年轻人在成长中要面对的是什么。在这个社区中生活的第一周，我看到了两个男孩，一个5岁一个7岁，在玩一个追逐游戏，大一点的男孩在追另外一个，大一点的演“警察”。

当“警察”抓到了小一点的男孩时，他把小男孩按到身下，假装用手铐把他铐起来，然后从小男孩的口袋里掏出一个25分硬币，说到：“这个归我了。” 他问他是否带了毒品，是否在被通缉。我经常看到孩子们玩儿这个游戏。

有时候，孩子们只是简单的放弃逃跑，平躺在地上，双手高举过头顶。或是将双手靠在墙上。孩子们彼此大叫 “我要把你锁起来， 我要把你锁起来让你再也回不了家！“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6岁小孩把另外一个小孩的裤子扒掉，然后去试着去做肛门搜查。

住在这个社区的最初的18个月里，我记下了所有我看到的我的邻居与警察的接触。所以在这最初的18个月，我看到了警察截停行人或者搜查在车里的人，询问他们的姓名，在街上追逐他们，抓他们去问话，每天都要抓一个人，只有5天例外。

我看到警察破门而入多达52次，穿过很多屋子去追捕，或者在某人家中将其逮捕。我看到警察在逮捕这些年轻人之后，又用极端暴力对待他们，在这一年半时间中我一共看到14次。

逐渐的，我和两兄弟熟悉起来：查克和提姆。我们相识时查克18岁，是一个高四学生，他在一个篮球队打球，大部分成绩是C和B。他的小弟弟提姆，当时10岁。提姆很喜欢查克，经常跟着他屁股后面转，把查克当成他的导师。

他们和母亲与爷爷（姥爷）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一个两层楼的联排房屋里，前面有草坪，后面有走廊。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的母亲一直都为毒瘾所扰，她从来没能有个长期的稳定工作，是他们祖父（外祖父）的退休金在支撑这个家。其实这不足以支付孩子们的食品和衣服还有学习开销，真的是在贫困线上挣扎。

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查克正在上高中最后一年。他刚刚满18岁那个冬天，一个操场上的孩子叫查克的妈妈”嗑药的婊子“ 。查克把那孩子的脸按到积雪里，然后校警以严重袭击的罪名将他逮捕，然而骂人的孩子第二天没什么事，我想主要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但是无论如何，查克已经年满18岁，他因为袭击案被送到成人监狱，位于费城东北部的州立公路旁。他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被关在那-——他根本就付不起。当时审判日被一拖再拖，几乎占了他高中最后的一整年。

最后，在接近这个季节末的时候，法官驳回了大部分关于这起袭击案的指控，查克回家了，但是他也欠下了数百美元的诉讼费，提姆那天很开心。

第二年秋天，查克试着去重新注册高中四年级，但是学校秘书告诉他，他已经19岁了，已经超龄而没有资格复读了。紧接着，负责他袭击案的法官又签署了一份他的通缉，因为他没有付225美元的诉讼费，在他案子结束后的几个星期后发出，所以他从高中辍学，逃去躲避追捕。

提姆第一次被捕是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那时他刚满11岁。那时查克的通缉刚被取消，然后他要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他的诉讼费，当时他用他女友的车载提姆到学校。

一个警察把他们截停，调查车的来源，发现车是在加州被盗的。查克根本就不知道这辆车其实是赃物，是他女友的叔叔在一个费城东北的二手车拍卖会上买的，查克和提姆从来没有离开过附近超过三个州更别提加州了。

但是尽管如此，当地辖区的警察还是以窝赃的罪名起诉了查克。几天后，一个青少年犯罪法官起诉了11岁的提姆，作为窝赃的从犯。然后他被判三年的缓刑，因为背负缓刑的罪名。

查克要他弟弟坐下来，开始教他怎么摆脱警察，他们会肩并肩坐在他们房后的走廊，望着公共小巷的深处，查克会教提姆怎样辩认出伪装的警车，怎样和深夜巡逻的警察交涉，还有哪里能躲避。

我想让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查克和提姆住在孩子都能去大学读书的邻居旁，而不是去监狱的社区里，就像我长大的社区，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好的，你也许会说但是像查克和提姆这样的孩子，他们确实犯罪了！ 难道他们不该去蹲监狱吗？难道他们不该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之中吗？

我的答案是不该，他们不应该被这样对待，他们不应该因为做了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的事而被这样对待。比他们条件更好的年轻人做同样的事却免受惩罚，如果查克去了我的高中，那次操场打架也只会作为一次操场打架而止于学校内部，根本就不会成为一起严重袭击案件。

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有犯罪记录，从来没有一个。但是你能想象如果警察截停这些上学路上的孩子，从他们的口袋中搜查毒品，或者在半夜突击检查他们的朋友聚会，他们会留下多少犯罪记录吗？

好的，你也许会说，但是高服刑率不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率吗？ 犯罪率下降了，这是好事。 没错，犯罪率下降是好事，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犯罪率大幅下降。

但是根据一个由国家科学院去年召开的学术会议的测算，我们历史上高服刑率和我们的低犯罪率的关系并不十分牢靠，犯罪率的高低和我们送多少年轻人进监狱并无关系。

我们总是在一个狭窄的范围下思考正义，好或者坏，无罪或者有罪，不正义就是被错误的定罪。所以如果你因为自己做过的事被定罪，你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总是有无辜的和有罪的人，总是有被害者和犯罪者，如果我们能再思考地更广一点。

现在，我们却要求这些住在最恶劣的社区的小孩。他们只有最少的家庭资源，他们上着全国最差的学校 他们面对着劳动力市场的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住在每天都有暴力问题发生的社区，我们却要求他们实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允许一丝错误。

为什么我们不提供给这些孩子面对这些挑战的帮助呢？ 为什么我们提供的只有手铐，监狱和逃亡生活呢？ 我们就不能想象一点更好的事情吗？ 难道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个重视重归社会，重视预防犯罪和城市包容性，而不是只重视惩罚的司法系统吗？

这个司法系统承认有色人种在美国被隔离和疏远的历史，并且不会再促进和保持这种隔离和疏远。最终，这个司法系统更信任这些黑人青年，而不是把这些黑人青年当作敌人来对待。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在努力之中。几年前，米歇尔亚历山大撰写了 《The New Jim Crow》这本书。这本书让美国人认识到，服刑率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权问题，而且是前所未见的。

奥巴马总统和首席检察官埃里克候得，对于量刑改革以及在量刑中的种族不平等十分的重视。我们看到有些州开始禁止截查和搜身，因为这些侵犯了人权，我们看到有些州和城市将大麻合法化，它们是纽约，新泽西和加利福尼亚。

这些措施减少了他们的服刑人数，关闭了一些监狱，但是于此同时犯罪率也大幅地降低了。德克萨斯也开始了相同的举措，同样关闭监狱投资教育。

一个从左派到右派的奇异的联盟正在建立起来了，成员有前服刑人员和财政保守派，还有人权活动家和自由主义者。年轻人走上大街去抗议那些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的警察，而年长的富有的人—— 有一些是我们这里的观众—— 也捐助了巨额资金到这些反监禁的活动中。在严重分裂的国会，司法系统变革的工作也是唯一一个能让左派和右派走到一起的工作。

我并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政治时刻的到来，我想很多正在不停地书写关于我们历史中的高服刑率的起因和结果的人，也不会认为能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时刻的来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达成多少目标？ 我们究竟能改变到何种程度？

最后，我想对年轻人呼吁，对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对正在监狱外挣扎抗争的年轻人，对服刑结束重返家庭的年轻人，这也许看上去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成人之路，但是年轻人参加这两种机构最终成人，他们有着共同点： 他们都可以成为重建我们司法系统的工作的领导者。青年们永远都是为了公平权利的斗争 为了更多的人赢得尊严的斗争，为了自由的机会的斗争的领导者。

赋予给这一代青年的使命，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历史性的时刻。终结高服刑率，建造一个能充分表达 “正义”这个词的全新的司法系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