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级阶段理论想到对“人”的认知

【导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重大意义在于：要明确当时“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样才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那么，对构成“社会”的“人”呢？是不是也需要“实事求是”的来认识？并且也“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来管理社会？】

一、中国改革开放并因此取得巨大发展进步的成果，起于明确“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近日，看到《世纪风采》2017年第12期载文，说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幕后故事，其回顾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权威的观点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这个权威的观点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受到了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到半个月，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冯兰瑞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的苏绍智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即中国当时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

此后，几经周折，1987年8月，邓小平明确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公此论，形成了在党的十三大正式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对此的最完整、最精辟的理论概括。

回顾这一历史往事，不由让人想到：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此重要？

因为不明确“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的规划，就不能明确应该在什么样的“实际”基础上，并“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就可能难于排除当时还是十分有影响的“左”的干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确定中国的发展战略，制定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才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回顾此段改开以来的历史，让人可镜鉴到：对组成“社会”的“人”，也须“实事求是”的来认知，并“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从而指导社会的管理

由明确中国社会实际处于“初级阶段”，而“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导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直至今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演了“威武雄壮的活剧”。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对中国的社会，我们当时需要明确其处于“初级阶段”，这样才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那么，对组成“社会”的“人”，是不是也需要“实事求是”的来认知？并且也“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来管理社会？

也就是说，对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社会主义，需要明确其处于“初级阶段”；镜鉴于此，我们也应该对构成“社会”的“人”，探寻实际的、明确的认知。

因为，我们只有对“人”有现实的、实际的认知，才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社会管理，有效、高效搞好社会管理。

三、对“人”的现实、实际的认知：“人”有哪些“特点”？

看发展到今天的人类社会，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于现实、实际社会中的“人”，其顾及他人、社会而与社会相适应的程度、水平，或曰其社会化程度，有哪些“特点”？

思考探究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说，人的社会化,从整体上看,经过漫长的社会发展,其程度已经很高;但从个体看,人首先还是自然人,一个新生儿只是结构功能最高级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而已。人的个体必须社会化。这种社会化,从社会角度讲,是社会对个体的必然要求和影响;从个人角度看,是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依赖,关照和顾及,是个人对社会文明与社会规范的了解和遵循。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推测说:“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马克思的推测,或许能为我们当今人类的社会管理指明方向。我们不能只把人看作“人格化”的人,还要看作具体的个人。

而作为具体的个人，现实的、实际的考察和分析，人们可以看到，“人”至少有如下若干特点：

1、人的个体的社会化是“新生归零”的。

就人的个体来说,无论上一代人社会化程度有多高,其后代一出生时仍然对此不知不识, 社会化程度为零。上一代人的经历、阅历、知识、素养,不会如同相貌一样遗传给其后代。这决定了人类必须对其后代新生的个体,一个一个从头、从零开始,培养、教化,以使其社会化。

2、人的个体“虑己”、“利己”有自发性,先发性。人的个体的生理结构是自成体系、各自独立存在的。个体的感官知觉能直接感知自己的饿、累、冻、痛,却不能直接感知他人的饿、累、冻、痛。即使有所了解,那也是间接的。人的这种个体的生理存在,对人的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不能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对个体自身的自发的顾及。在一个个体不了解自身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及其结果时(这在新生儿是必然的)，或者在一个个体不愿意顾及自身与他人、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结果时(这在利益攸关时是可能的),个体会倾向于只顾自己,表现出自发的、先发的非社会化倾向。这一点,人们在幼儿成长中会看到;在顾及自己的不少成人的动机、行为中,也能感觉到。

我们或许需要从哲学的最根本问题上来思考，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主义初期人们的社会化意识,是由当时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当时的人们,或是饱受剥削压迫之苦,或是饱经为社会主义建立而艰苦奋斗的风雨，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对公有制的理解,有其亲身经历两种制度的比较作为现实基础。但是,社会主义不是一代人的事业。其后代人在没有前辈那样的社会经历的情况下,可能不易产生上代人那样的思想。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肯定不能保留剥削,以使新一代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贵;我们也不能刻意保留贫穷和“食不果腹”,以使新一代懂得珍惜今天。

3、人的个体的社会化是动态可逆的。在新生之初,人的个体社会化程度为零。随着与社会、他人接触的增多,随着社会对个体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教化,使其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但这种提高不只是正向的,有时也会有逆向的负增长,即社会化程度的减弱。例如：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人曾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出对社会、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和很高的社会化程度。但胜利以后，在和平环境中，在糖衣炮弹面前,其中有些人会由于内因、外因的作用而变得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只顾自己。从目前一些党员干部败坏党风、贪污腐化的行为,可见人的个体对他人、社会的顾及这种“社会化”，不能一劳永逸，其程度也不会总是有增无减,其可增、也是可逆的。

这样看来，人的社会化或曰人的“顾及他人、社会”的观念意识的形成，是颇为困难的，社会管理的难度确是很高的。但也要看到——

1.人的个体的社会化具有必然性。人虽然在生理上是个体独成系统而生存的,但人离不开社会。个人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无论是“狼孩”还是成人躲进深山成为野人的事实都表明,一个人离开了社会群体,即使能活着,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必须在社会中生活,这就决定其必须处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了解社会长期积累的知识、技能和规范,也就决定了人必然要社会化。

同时,一个人类个体在社会中，随着其社会生活经历的增长,随着对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切身体验,人也必然会增长其社会意识,提高其社会化程度——即：顾及他人、社会。有过亲历怀抱婴儿站着乘公共汽车经历的中年人,对怀抱婴儿妇女的让坐率一般会比年轻人高。这是因为，亲身经历增加了他们在这方面体察他人难处的社会意识。

清朝人陈沣曾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丘上以视,则见其始出,观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人类个体顾及社会、顾及他人的意识和行为,除了与阶级或个人的利益影响有关之外,还与其社会经历所形成的认识有关。人也有因其较多的社会经历,因了解个体行为的后果、了解其对社会他人的影响而提高社会化程度的。

人的个体的社会化之必然性,还反映在个体的“顾己”也会成为其必须“顾人”的客观基础之一。也就是说,即便人人“顾己”,也会因为别人在“顾己”而使自己在与别人相处时,还要顾到别人的“己”。恐怕正因如此,在两千多年前便出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正因如此,美国西点军校会有人“学雷锋”;正因如此,在信仰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赞赏助人为乐的“麦克唐纳” ,抨击只顾自己的行为。这是因为——即便是只顾自己的人,他也需要别人不只顾自己,而要顾到他这个“己” 。所以，“顾己”也可以、可能成为“顾人”的人际关系的现实基础。

2.人的成就感、认同感等，也能促使人的个体社会化成为现实。正如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人的成就感，往往会使人不计较经济上或待遇上的得失而努力工作，霍桑实验等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人的个体不计个人得失的工作乃至奉献的行为，还与人的"认同感"有关。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农民群众得到了看得见的利益，于是，他们视解放事业为己任，送子参军、送夫参军，不惜代价、奋勇 "支前"，表现出高度的奉献精神。其动力何在？很重要的，恐怕就在于“认同”——把保卫胜利果实，作为自己的事。

人的个体不计得失的奉献行为，在家庭中也是十分突出的。普天之下，不知有多少父母甘愿为子女牺牲个人的利益、幸福和享受！这些行为哪里计较过什么“报酬” ？人在家庭中的这类奉献性的行为，是因为家庭中各成员更易将亲人的事认同为自己的事，视为“己任”。正是这种“认同感” ，在家庭中产生出了奉献的行为。

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古今中外的事例，来证明人的奉献性行为的产生是有其共同的发生原因的。这原因可能主要是“成就感” 、“认同感” 。

当然，我们可能也应看到和遵循“人的社会化”的如下特点、条件：

人的个体的社会化有相当的亲历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形象而深刻地指出: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人的社会化,也有相当部分须亲身经历才可能获得。

为什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因为不当家者可能不亲历获得钱财的辛劳,不亲历支付有限货币买米买柴的实现。为什么"养儿才知报母恩"? 因为,只有在自己亲历抚育子女的艰辛时,才更切身体验到父母养育自己所付出的心血。为什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召开“忆苦思甜” 、“吃忆苦饭”的教育方式比较有效?重要原因之一, 恐怕也是因为当时尚有较多的人曾亲历资本家、地主的剥削和压榨,忆苦能唤起他们对以往亲身经历的回忆和与现状的比较,从而产生教育、激励作用。中国曾经的“洋插队”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往往比那些在国内天天上政治课的人更加深刻，其原因也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亲身经历有关。

从实践第一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人的个体的社会化,在许多方面必须经过个体必要的亲历。仅仅靠别人或上一代人把有关的认识“灌输”给认知对象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是低效和无效的。

写到这里，笔者想建议——我们是否可以自问、他问：我们能否现实、实际的认识“人”，探寻清楚和明确诸如以上的若干特点，认知“人是怎样的”？了解“人会这样”。从而也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而更好地管理社会。　　

陶文庆（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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