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取消普通话考试、侮辱国旗，香港还有爱国学校吗

上个周末（1月21日），一则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煽动学生“占领”学校办公室，要求全面取消普通话毕业要求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浸大学生会会长刘子颀甚至粗口辱骂老师，对老师大喊大叫，其还声言“现在是我们Judge（评判）你”。（观看视频点这里）

最终，事件以校方的退让结束，也让人不仅惋惜：香港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最近几年，香港社会总发生争议极大的政治性事件。如“占领中环”、“旺角暴乱”、“立法会辱国”等等。回归20余年的香港，仍旧存在“反中”因素，固然令人气愤与不解。然而因特殊历史际遇形成的晦暗不明的心态，也一次次进入内地民众的视线。

去年12月，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港专）的毕业典礼上，香港学生不尊重国歌的行为，以及该校校长陈卓禧“这是一所爱国爱港的学校”的回应，即是香港复杂多元的体现。一边是弥漫社会的“恐共惧共”氛围；一边是极为坚定的爱国力量。

在香港现存的1000多所中小学中，爱国学校只有10多所。专上（大专以上）教育层面，仅有香港专业进修学校一所。所谓“爱国学校”，指传统上与亲国民党学校相对，1997年之前就升五星红旗，教育学生认识国情，认同新中国的学校。回归之前，爱国学校的毕业生多任职于中资机构，有些赴内地深造，或明或暗受到社会歧视。

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国学校“国共斗争”的色彩淡化。现在爱国学校生源来自各个阶层，背景各异，没有特别指征。爱国学校之一的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爱国学校数量虽少，却坐拥“中国化”与“国际化”双重优势。在中国走向世界、推进“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这些扎根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学生，理应有一番作为。反过来在推进爱国教育方面，传统爱国学校也义不容辞。

爱国学校在港发展

香港的爱国学校，大多成立于抗战胜利之后。这一时期，香港是国共斗争的缓冲地带，左（亲共产党）右（亲国民党）派学校相继出现。前者如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福建中学、港专，后者如珠海中学、华侨书院、香江书院、联大书院等。双方各有官方报刊，儿童读物、中小学文艺杂志、大专学生的书刊。50年代初，香港大多数社会矛盾均与国共两党暗涌相关。

1956年，香港爆发“双十暴动”。起因是当年10月10日（台湾“民国政府”国庆），亲台湾人士悬挂的青天白日旗被移除，引发右派人士不满。亲国民党团体发起罢工和示威，升级成严重暴乱。事件中，左右派学校大打出手，有爱国学校在冲突中被烧毁。暴乱造成至少60人死亡，300人受伤，超过1000人被逮解出境后前往台湾。国民党的力量在香港有所减退，亲台学校亦受到影响，爱国学校迎来短暂的春天。

香港双十暴动

1960年代，世界青年掀起反叛浪潮。面对政治觉醒的大趋势，传统左派除了宣传爱国主义宗旨，在不挑战港英政府殖民统治前提下，争取香港青年认同祖国外，也尝试在大专学界加强影响，如派出社会服务队去偏远及贫困地区帮助修路，贯彻左派向来主张的社会关怀。

1967年5月，香港“六七暴动”爆发，左派的行动过于激进，社会掀起“防共”心理，保守主义兴起。不过，爱国学校却在此时“逆势上扬”，迎来短暂的春天。邓飞将爱国学校没有受到社会大势影响，反而得到良好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

一是部分人认为，北京接收香港是迟早的事，可能不会等到1997年，因此不如送子女去爱国学校。二是彼时尚未普及义务教育，收费低廉的爱国学校，变相为基层子弟提供读书机会。三是相继出现的中文、保钓以及“反殖”运动，激发了青年的民族意识。

香港社会及学校的左倾思潮

2016年，台湾文化学者龙应台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时，问及该校副校长周伟立，你人生的启蒙歌曲是什么？周伟立在现场1000多名师生面前回应，“是大学师兄们教的《我的祖国》（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由此可以想见，香港的火红年代，是怎样影响了一代人。

关于学校和社会的爱国风潮，笔者还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来自五六十年代，在爱国学校读中小学的港人。他自述其父30年代来港，供职于英资洋行，对旧中国的苦难以及洋人对华人的压迫有强烈感受，对新中国充满向往，将子女全部送到爱国学校。

60年代初的爱国小学，班主任会定期介绍“好书好报”，如《十万个为什么》、《雷锋的故事》、《儿童月刊》；教唱新中国歌曲，如《让我们荡起双桨》、《花儿朵朵像太阳》、《祖国祖国我爱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六十年代中期，政治性有所加强，背诵“老三篇”，“斗资批修”，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六七暴动”之后，这位当事人每天路过铜锣湾裁判署，看到上面的米字旗，会想什么时候能换成五星红旗。

其二，来自抗战老兵。他年轻时曾随国军入缅抗战，1947年在东北退伍，期间听闻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格，作风严谨，遂产生好感。50年代接触左翼文学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觉得“振奋人心”。加上当时香港社会各种因素酿成的反殖民氛围，使他决定加入工会，成为左派。

文革期间，他白天去香港中国旅行社（中资机构）上班，晚上去工会，有时干脆留宿。早晚吃“忆苦思甜饭”，背诵毛主席语录，唱样板戏。终于有一天，夫人对他的“行径”忍无可忍，训斥“白天返工，晚上也不回来吃饭，这还是个家吗？”。思量再三，他对工会负责人说，“在中旅做事是为祖国做贡献，在工会也是为祖国做贡献，以后还是以中旅为主吧”。老人告诉笔者，他并不后悔过往，只因红色背景连累其子，不被警校录取而遗憾。

爱国学校的式微与转变

7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起飞，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内地政治状况的变化，也让香港的浪漫主义无处而终。与此同时，爱国学校一直面临港英政府打压：轻则以检查卫生或纪律为名骚扰，重至不准毕业生读师范学校、考公务员，限制其出路。70年代末，义务教育在香港普及，大批公立学校出现。爱国学校生源严重萎缩，困难时教职工工资都发不出，大量学校倒闭，剩下的勉力支撑。

香港传统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前立法会主席、民建联创党主席、前培侨中学校长曾钰成的经历，很能反映当时状况。

曾钰成

1968年，曾钰成以一级荣誉从香港大学数学系毕业，在友人的介绍下来到传统爱国学校——培侨中学任教。谈及进入左派学校的原因，他表示是因为在大学时读过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看过爱国学校的升旗仪式，欣赏60年代初内地人人振奋的精神面貌，所以逐渐产生左倾思想，开始相信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认为自己属于祖国。

来培侨教书，他的薪资从担任港大数学系助教的1400港币，下降到600，而校长也只有400。他自述，作为港大毕业生，去左派学校任教，在当时几乎是“断六亲”——所有朋友都不再来往。而另一方面，因为其他同事都是本校毕业，认为港大毕业的他是“小资产阶级”、“还没改造好”。

他忆述当时学校的情况：老师、同学和校长共同劳动，清洁书房、教室、备菜。每天早上，学生有40分钟的读报时间，阅读《大公报》和《文汇报》，也可以阅读亲台湾的《华侨日报》或其他立场较为中立的报纸。早课时，学生会广播时事，班级组织讨论国际国内大事，也有舞蹈、乒乓球等文体活动。

他总结，在爱国学校里：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所以氛围比较融洽。师生关系亲近，可以一起坐在地上聊天。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尊重校工，优良的校风校纪得到全社会公认。60年代末，培侨的学生从几百人，发展到3000多人。可惜好景不长，70年代，爱国学校因为是私立学校、以中文授课、思想左倾而不再吃香，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

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回归在望，爱国学校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却也不免卷入双方的政治斗争中。一方面，爱国学校站在中方的立场上，反对英方在撤离香港之前，仓促推出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学校需要港英政府的经费资助。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令其两难。几经较量，幸存的爱国学校多数在1991年得到政府资助，走上“体制内”道路。

如今的爱国学校，除了在课外介绍国家最新发展之外，课本、教材、师资来源与其他学校无异。以往的政治色彩虽不再浓烈，可优秀的校风校纪得以保持。邓飞表示，囿于整体社会传统，香港最好的学生习惯选择英文学校或传统名校，爱国学校收不到一流的学生，但得益于学校良好的风气，高中会考的成绩一般比录取成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