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无论讲需求侧还是讲供给侧,都离不开生产力进步

         经济发展是以生产力进步为根本基础的。在统一市场环境下,生产力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   

       这么一个明显的事实与不可逆的逻辑,为什么经济学家们都不明白?吴敬琏批评经济理论领域中的需求理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可是,如果不明白生产力进步的作用,无论是需求理论与供给理论,还是效率理论与市场理论,都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吴敬琏分析说,【需求侧主要是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如果靠投入资源去解决问题,可我们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资源越来越紧缺,投进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就是债务、就是寅吃卯粮】【从供给方面去看增长,主要的因素是三个: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投资就是新增资本;第二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第三个因素是效率提高】,所以要靠效率提高。   

    可是问题在于,没有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投资,效率如何提高?靠经济学家的口水吗?

   说批评需求理论有一定道理,是因为西方人提出的需求理论中,没有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放进去。在需求理论中,投资就只是为了扩大需求。违背了生产力决定规律。
    这样的理论当然只能在一定时期起作用。在边际效应规律决定下,不以生产力进步为效果的投资,对于经济促进的作用一定会逐渐消失。所以西方国家的需求政策失效了。
    之所以会失效的原因,在于生产力进步相对停滞,会导致经济活动成果中的附加值比重在工资水平上升的条件下趋于降低、于是出口竞争力降低、争夺市场有效需求能力不足,资本的利润空间不足,当然就导致投资意愿降低。
    问题出在生产力进步停滞,而不是因为他们投资过多。相反,只要投资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投资越多,经济效率就会越高,就越能够抵消工资上升导致的成本增加,出口竞争力就会越强,出口就会越扩大,当然经济就会发展的越好。
    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能用投资促进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了,是因为他们的科技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在科技创新没有出现大规模突破的环境下,无法用新的科技手段促进生产力明显进步——这也是他们的所有经济理论中,都不提生产力进步要求的原因。所以他们的投资在促进生产力进步方面作用不大。这才是他们的投资失效的根本原因所在。
    吴敬琏说,中国【近年来因为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的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这方面的拉动增长的可能性就逐渐的在消失,加上刚才说的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也不能再大量用这个办法保持供给的增长。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
    看来他是明白了先进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又以为效率是可以与先进科技脱节的。这样的观点从这么著名的经济学家口中说出来,恐怕只能是中国的特色了。
    中国的城市化率现在还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说中国【城市化过程到了后期】的依据不知从何而来?因为我这里要批判的不是这个问题,就不做进一步质疑。
    【一般的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的缩小,不可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首先证明了还可以【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因此这不是否定投资作用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谁说的因为不能【用简单的购买和引进的办法来提高技术水平】,就不应该增加对于先进技术资产的投资了?不是更加应该鼓励将资源投入到先进科技的发明创造与运用中去吗?
    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就是因为世界科技创新的规模性突破总是在美国首先实现。没有对于科技活动的投资、科技创新出了成果以后,不能通过投资运用到生产与经济活动中,美国经济的效率如何提高?
    当经济危机来临,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约而同的实行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让货币贬值,促使人们加大消费与投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都明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加大投资,作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崇拜者,却要中国在这个时候减少投资,是目的特殊,还是脑子不清白?
    今天的中国虽然经过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但是:
    第一,差距仍然存在,还可以继续通过引进与模仿已有的先进科技,通过投资运用于生产力建设中,实现效率提高;     第二,中国国内各地区间的发展很不平衡,还有不少不发达地区需要大规模投资活动,建设先进生产力的必要环境与资产,实现先进生产力的纵向与平面的总体提高,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总体效率。
    也就是说,即使按照西方人没有生产力进步要求的需求理论,中国的投资空间也还很大。用效率理论与市场理论否定投资作用,即使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目前也还不适合中国的要求。
    指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人们,都以西方国家的投资率较低,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的标准之一。他们不明白,西方国家投资率的降低,是他们的经济竞争力降低的结果。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财富。要获得财富就必须增强经济竞争力。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投资,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强经济的市场扩张能力。因为只有能够争取到越来越大的销售市场,才能够在市场交易中不断实现财富的流入。否则,你的产品没有足够的市场,就不能充分实现价值补偿,结果必然是财富的消失。
        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时期,不存在降低投资率的要求。因为那时候他们的产品会不断通过销售到海外市场而获得财富流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的投资率越高,先进生产力扩张的速度越快,经济竞争力就越强,财富积累就越快。
        当世界进入现代时期,各国之间再也不能用殖民主义手段开拓海外市场以后,要扩大海外市场,就只能以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进步为根本手段了。
        可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已经是世界最高,要不断用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只能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成果出现的不可预期,决定了他们的科技进步必然会出现阶段性停滞。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产力进步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停滞。
        如果除了发达国家以外,没有其他的国家的生产力进步的存在,发达国家也不会有竞争力减弱的现象——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界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灌输自由贸易理论,要求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生产力进步的要求,无条件放开市场,为的就是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永远停留在落后阶段。
        尽管按照财富理论,这样发展中国家必定会越来越穷,于是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会越来越相对萎缩,经济危机的爆发频率与严重程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可是由于客观规律决定了,必然地会有后起的国家在生产力进步基础上,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后起的国家因为有先进国家的科技可以直接引进与学习,科技进步的速度可以很快,于是生产力进步可以很快。在这个条件下,结合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经济竞争力就会比先进国家强。于是,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份额就会越来越多地被后起国家占去。世界市场上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地流入后起国家。
        世界市场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流入后起的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财富流入减少,于是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资本利润空间会趋于萎缩。资本利润空间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意愿的降低,当然投资率也就会降低了。
        所以,西方国家的投资率低,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恰恰是经济规律决定下必然出现的,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现象。
        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必然要通过加大投资,用先进生产力淘汰掉落后的生产力,来增强经济竞争力。即使是在被认为“产能过剩”的环境下,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投资也绝不能减缓。
        所谓的“过剩产能”,指的是在经济竞争中失去了财富效应的资产,是生产效率低下的表现。人们不应该因为这些产能的存在,就放弃对于先进生产力资产的投资。
        因为这么做的结果,必然是让落后产能得以苟延残喘,延误生产力进步的进程。最后是让发达国家的资本用先进生产力来淘汰你的落后生产力,让财富流出国外。 所以,在中国今天的经济阶段,如果人为地降低投资率,无异于自毁经济前程。
        主张降低投资率的人们有一个很可能是出于故意忽悠而假装不懂的错误看法:投资就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的资产扩张。          如果投资就是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导致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
        可是人们投资的目的是获取财富。如果投资的结果是市场不能接受的产能增加,就不会为投资者带来财富效应。
        那么,谁会不顾市场的接受能力进行投资呢?因此每个投资者都必然会在确定了可以形成较高效率的产能,可以实现财富效应之后,才会进行投资——这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是一致的。可是那些批判中国经济现象的人们,在这时候却不说这个假设了。
        当然,有很多的投资项目会因为出现失误而形成无效资产。但这不是人为降低投资率的理由。因为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投资失误的现象。如果以此为理由要求减少投资,无异于因噎废食:
        没有了投资,固然就不会有投资失误的现象,但更要紧的是,没有了生产力的进步,就只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
        主张降低投资的人们还有一个理由,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在于高效率。
        这个没错。投资正是为了让创新成果转化为高效率经济活动的必要手段。没有投资,创新就只停留在研究成果上,毫无经济意义。创新成果如果不通过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投资,形成高效率资产,是要用口水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吗?
    再批评一下吴敬琏的市场理论。市场理论者都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同时把生产力进步排除在市场要求之外。仿佛只要一切按照(没有政府参与的)市场规律进行资源交易,经济就会好起来。其实是不懂市场为何物的表现。
    市场是资源交易的场所。资源交易必须有三个条件:有人卖、有人买、有人维持秩序,三者缺一不可。
    这三者的行为都是向市场提供自己的资源,换取需要的资源,并必须从市场交易成果中获得价值补偿,才能够持续进行。因此,不但市场离不开政府,政府的利益也与市场的好坏息息相关。
    从这个角度分析,不但政府与其他市场交易者一样是在通过提供资源获得收益,而且:
    1、其他交易者的数量可以变动,也就是个别的交易者增多或者减少,都不会影响市场的存在,而政府的角色却不能随意变动,因为,没有政府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买者与卖者;
   2、其他交易者可以在不同市场间转移,而政府只能在既定市场上行使职能并获取资源,也就是说,政府的日子是否能好过,是与所在市场的状况完全一致的。所以政府不可能有意破坏市场;
   3、政府是所有交易方中,集中了最大量精英的一方,对于市场的信息搜集与分析的能力最大,因此政府才是最具有维护市场能力的一方。
    所以,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是不行的。尤其把政府当做被公民供养的对象,在逻辑上就是以为政府是市场财富的掠夺者。不但违背了市场实际原理,也是变相的阶级斗争思维。
    市场是资源交易场所。人们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富。财富是价值的特殊表现。资源的价值是以它在市场上的稀缺性来体现的。
    生产力水平高的交易方可以拥有市场更稀缺的资源,或者同样的资源的成本更低,就能在市场交易中更好地实现财富目的;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交易方,因为能够拿出来的资源在市场上的稀缺性相对偏低,或者成本过高,交易中就会必然处于下风,交易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财富的流失。
    所以,不讲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只讲市场交易的开放与自由,实际上是在为已经拥有高水平生产力的交易方的财富目的代言,对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交易方实现财富目的是极为不利的。
    吴敬琏之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需要用一定的市场保护措施实现生产力进步的要求,片面要求统一市场开放与自由,其实是在为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张目。
    而实际上,这样会导致世界财富分配继续向富裕国家倾斜,世界财富分配结构越加失衡,也就是富裕的国家与阶层越富裕,贫穷的国家与阶层越贫穷。
    富裕的人有越来越多的消费权力被闲置,而贫穷的人越来越缺少基本消费的能力。结果只能是导致世界边际消费加快降低,经济危机越频繁、越深刻。最终也会导致西方垄断资本的灭亡。这是市场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要缓解这样的规律性后果,必须以政府对于市场与经济的干预能力为条件。
    盲目崇拜西方意识形态,把西方意识形态中的经济理论当做真理来传播,是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严重问题。
    西方的供给理论与需求理论一样,都违背了经济规律的根本原理要求,是存在严重错误的东西。
    其实,人们只要从生产力决定论出发,完全不需要借用西方经济理论的语言,就可以更明白清楚地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与表述。而离开了生产力决定论,西方经济理论的任何表述都经不起质疑——他们各派之间的相互攻讦现象,已经证明得很明白了。

全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