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干净净的傅雷

干干净净的傅雷

刘水清 

很难想象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是怎样一个古怪的夜晚!也许那夜就像打翻一瓶墨水,整个一张稿纸没有一点洁白的地方;也许那夜狂风大作,雷霆万钧,偌大的上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那夜花好月园,竹影摇窗,与从前的夜未来的夜别无二致。然而就在此晚,午夜已过,凌晨刚至,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象风吹绉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的一生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就像一棵笔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静肃,端庄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举案齐眉;但真正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临走前的9月2日夜,曾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一封仅千余字的最后家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遗书写得笔墨清晰,条分缕析,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至今读来都令人潸然泪下,振聋发聩。从遗书里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无非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而这两件东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即使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觉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有向任何人申辩,只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一个多么干净、彻底、从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惟一的遗憾,带着深深的同情的遗憾。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丧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傅雷一生脾气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难免;可是每产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多亏他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书里对傅聪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此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正因为“缺一不可”,如今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的傅雷,不免要带上爱妻到天国走一遭了;而忠贞不渝的梅馥如影随形,甘愿相濡以沫,爱河饮尽九泉下。这是中国文坛一则多么凄艳寒凉的千古佳话!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 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傅雷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又用在教子上。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重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生丧失礼貌的响声。对孩子做到了无微不至,仁至义尽,把孩子打造得璞玉浑金,天然所成。按他的话讲“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享受,还把一个饮誉海外的音乐家的儿子傅聪献给了全世界人民。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做两粒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临大地,其璀粲的锋芒一直照彻敬佩他的每一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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