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灾难性的70后媒体人,但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

这篇文章洋洋洒洒这么多字,其实我看了还是蛮高兴的,如果传统媒体人都是这样以为新闻是精英掌握的话语权,那么传统媒体的死掉,反而是早一点到来的好。

越早死掉,真相就越早自由。

另外,文中提到的“特稿”“深度调查”完全就没死嘛,现在它换了个名字叫“非虚构写作”。

腾讯的谷雨实验室,网易浪潮工作室,新京报剥洋葱,加上南方周末,照样动不动刷屏,我看它们活得蛮好的。澎湃近日好像也要做非虚构写作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的特稿写不好,那一定不是特稿出了问题。

而作者身为19年的老媒体人,甚至连“非虚构写作”这个词都没有提过。

再见了,我的19年媒体生涯

作者/杨冰莹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长江)

我想,我和大多数离职的媒体人一样,告别的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个时代,一种情结,还有我们的青春与梦想。

5月的一天,南京报业的一个朋友来找我。说来不可思议,我们竟然五年未见了,2013年我迈入新媒体,她留守纸媒,各自疲于奔命。别后再见,彼此相视而笑,眼角都有了湿意。

我们是同龄人,出生于七十年代末,在媒体这个行业中,不知不觉已近20年。

她带着困惑而来。

“这么多年,我们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从不敢出任何差错,也获得了无数大奖小奖各种荣誉加身。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面对惨遭淘汰的局面?”

她的镜片后有泪光闪烁,内心的痛苦真实可见。

我不知如何回答,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传统媒体四面楚歌,媒体人内外交困,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我的焦虑感,可能比她更为深重,毕竟家里还有一个资深的电视人,在媒体生态剧烈变革的这几年,我们一直站在风口浪尖。

“还好你及时进入了新媒体。”她说。

我笑着告诉她:其实这5年,我每天都过得很孤独。

(一)

我说这话,对我的老东家——凤凰网江苏站,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凤凰有一支非常高效、优质的年轻团队,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BOSS:关卫东总编辑。一米九几的个儿,站在人前,不怒自威。五前年,凤凰网落地江苏。五年来,在关总的带领下,团队以“朝气、锐气、正气和才气”的特质一路向前,领跑江苏新媒体,在新闻网站地方站中脱颖而出,打造出自己的口碑和影响力。


2014年,扬州,中国地市新闻网联盟年会,代表凤凰网江苏站参加。

凤凰团队90%以上都是90后年轻人。他们聪明、领悟力强,互联网基因与生俱来。在高强度与快节奏的工作状态下,能够快速成长,很快独挡一面。

相较于他们,我这个以35岁“高龄”转型而来的老媒体人,内心承受的蜕变与冲击似乎要大得多。

很没出息地说,在我入职的前三个月,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忍不住想掉眼泪。一如前辈们所说,当你踏上这列高速行驶的新媒体快车,就已身不由己。新闻网站市场化运作下,所有过去引以为傲的关于职业的价值感和尊严,全部被推倒重建。

曾经的理想和信念,一夜坍塌。

甚至,来不及消化个体的委屈。互联网时代瞬息万变,我们以为的新媒体,在大时代的更迭中,很快和电视媒体、纸质媒体以及电台一起成为了传统媒体。而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无辜成为这场大变革中被扫荡的部分。这是整个媒体行业的疼痛——要想不被淘汰,就得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杀出一条血路。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

我眼见着不到一年时间,关总的头发上起了一层白霜,他常常从上一个会场跑到下一个会场,坐下来肚子咕咕叫,大家都知道他又忙得忘掉了吃午饭。

我也看到85后的副总编李诚,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周末的概念,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六与星期天。

凤凰团队的视频与直播一直冲在行业最前端。视频部的老大汤霖和他的小伙伴们,工作起来夜以继日,有时候在录制现场,看他脸色苍白直冒冷汗,那是长期熬夜和不按时吃饭落下来的毛病。

⋯⋯

他们的付出,换来的是凤凰网江苏如同行业里的一匹黑马,杀出重围,通过创新产品延展媒体的容量与深度,不断地优化升级,凭借专业的服务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我为这个优秀的团队而深感骄傲。

2018年,南京,和凤凰视频部的两位90后孩子外出采访。

五年时间,足够一个人的成长。当我开始为频道招商引资,为项目拼尽全力,为我感兴趣的领域深耕细作,发挥在纸媒积淀的专业优势,我可以说,我已经成功转型了吗?

不不,从来没有!

201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大佬马云在乌镇发表洋洋演说:未来互联网没有边界。托他的福,新媒体初显端倪,伴随着移动端和碎片化传播盛行,自媒体、视频媒体、分发平台以及直播、短视频等传播形式百花齐放,而新的业态还在不断涌现,无限延伸。

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就这样被裹挟,跟随移动时代的这一趟快车,奋力向前奔跑,不敢停下脚步。

职业的焦虑和痛苦无处可说,除了默默承受。

年前,我的身体出了一些小状况,我对诚哥说,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已经尽力了……

这些年,自知表现欠佳,是关总和诚哥给予我最大的理解和包容。同出南京报业这个大家庭,对我这个不懂事的中年少女,他们一路关照有加。

可是我知道,我已显现疲态,人到中年,无论身体还是内心,都在命令自己慢下来。真的跑不动了,再混迹于年轻人中,就是不合时宜的存在。不如就在这一站下车吧,也算得上一场得体的退出。

(二)

前几天,我在南京报业的老领导王志敏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这个曾经的老记者接受几个小记者的采访,协助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的几个大一同学,完成她们的暑期作业。


三个小姑娘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找到我。

她们真年轻啊!青春可爱,充满活力和梦想,一如多年以前的我们。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二十年前的我,也是这样朝气蓬勃吧。

我还记得,大四的下学期,我在武汉长江日报实习。我的实习老师是湖北省的文科高考状元,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李红平先生,后去南方周末就职。

1999年的元旦,新年的第一天,我跟着老师去做一个采访,在街头报亭,他买了一份《南方周末》, 头版上是新年献词,那标题,我至今印象深刻: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当年的南周,号称新闻行业的标杆。这篇新年献词曾让年轻的我热血沸腾,下决心做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今天,读到它依然充满感动: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正义的号角。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

2000年,武汉,和武汉晨报的两位同事在归元寺留影。

那是传统媒体人最好的年代,是纸媒发展的全盛时期。自1996年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在广州成立以来,各大报业开始走集团化路线,各类子报子刊纷纷诞生,此后10年,无论是从主流报纸的传播力、影响力,还是集团整体的规模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都代表着中国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1999年3月15日,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武汉晨报》创刊,汇集了江城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人,也给当时面临毕业的我们带来机遇。

1999年7月,经过了层层考核,我进入武汉晨报,成为一名见习记者。最开始是守着热线电话跑新闻,在盛夏有着火炉之称的大武汉,每天在烈日下东奔西跑,被烤成了黑姑娘,却充满了快乐和力量。

我还记得,有一次接到一起求助电话,一名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患者,因肇事方逃逸,他无力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医院也停止了治疗。

我和一位同事赶去采访。那一天,正好领取了半个月的稿费,口袋里揣着800块钱。赶到医院时,看着那个受伤的男人躺在过道里,一言不发,他的母亲在一旁声泪俱下。采访完毕我们离开时,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突然扑上来,哭着抱住我的腿说:姐姐,救救我爸爸!救救我爸爸!

我从口袋里摸出3张人民币,放在他们身边,默默离开。

回到报社后,心情依然沉重。慈眉善目的老主任听说了此事,特意找到我说,我们做记者,要以更高的格局看待问题,用客观事实克服主观情感,用职业精神寻求解决之道,帮助弱者发声,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人。

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使我豁然开朗。第二天稿件见报后,我赶紧联系受伤男子所在的医院,和处理肇事案件的公安机关,进行追踪报道。几篇报道下来,这个病人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和改善,还有很多热心人自发到医院看望他。

能够用自己的报道去帮助别人,甚至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媒体这个职业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吧,也是记者们前进的动力!


2004年,南京采访,德国人白雪为救治中国弃婴四处奔走。

3个月过后,我被分入报社特稿部。

现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特稿的意义所在,其实就是“深度调查报道”。特稿的题材涉及重要突发新闻,重大社会事件,各类人物采访等等,一经报道,一般能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我有幸和全国各地的资深媒体人一起,经常奔赴在重大新闻现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真是莫大的锻炼与成长。当然这条路并非一路鲜花,而是常常与危险相伴。

2006年,南京,日常工作中。

有一回我们4名记者去暗访一个地下赌庄,不知为何走漏风声,夹杂在一群男女赌徒中,被手持铁棍的打手们追至长江边上,团团围住。他们一边叫嚣着让记者滚出来,一边威胁把记者扔到长江里喂鱼。

说不怕是假的,相较于三位同行老师的沉着和冷静,我面色惨白,感觉到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后来,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我们得以逃离。

这样的一些经历,给予我最宝贵的人生体验和积累,可以说在以后的岁月中,支撑和滋养了我的整个媒体生涯,即便后来远嫁南京,我还是选择进入纸媒做调查记者,继续全国各地奔波。也获得无数的荣誉,走进人民大会堂领奖,站在央视的舞台上接受采访……

即便只是一枚小小的螺丝钉,也参与见证过纸媒的光辉岁月呵。

2008年,长沙采访,湖南卫视唐藩妹妹盛情款待。

后来,随着特稿部的消失,那群闪光的特稿记者,渐渐隐退。

2013年10月,我离开纸媒,进入凤凰网江苏站。

2014年,三秦都市报的周书养老师完成了他的创作《特稿记者》,特意寄了一本新书给我。二十来年的莫逆之交,我很想写一篇书评给他,每下笔时,却呆坐半日难以成文。

俱往矣,我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三)

往事就像电影片段,过去的是黑白,现在的是彩色,一声稚嫩的“杨老师”,把我的思绪从游离拉回现实。黑发明眸的姑娘们,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要辞职?你还热爱媒体这份职业吗?


现在的孩子真是聪明又犀利,抛给我这么高难度的问题。

从青春年华到渐近不惑,是因为热爱,才一路走下来吧。

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可能都还有一点点关于理想的情怀。当初入这一行,都认为自己应该担负着“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的梦想。

然而商业社会改变了一切。最让我们难以接受和承认的是,媒体不再只是媒体,被默认成了公关公司、策划公司、营销公司等商业机构,一切都被利益绑架。中国记者艰难地游走在尊严和利益之间,迷茫而又痛苦。朋友圈里有人长叹:当年我们谈理想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最终稿子写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挣到钱!

所以,这也是许多媒体人离职的最重要原因吧!始终无法突破职业带来的荣辱冲突,在内心深处备感煎熬与折磨。

2009年,北京,接受央视主持人采访。

传统媒体人向往着新媒体,一如5年前的我,满心欢喜地迈入新媒体,就像登上了互联网的诺亚方舟。但是我们猜中了开头,却猜不到这结局。落地江苏的各大门户网站地方站,大都由传统媒体大佬们操盘,无论是大苏网、网易江苏、新浪江苏,还是南京本土的其他新媒体,几乎都没有找到明显的盈利模式。他们本身也正在承受巨大的变革压力,向死而生,努力完成媒体人到经理人的转变,带领团队突出重围。正如里尔克的诗里所言: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而我,算得上是一个转型失败的典型案例吧。反思过去,置身在一个快节奏的环境里,每天的大量工作,每周的周报例会,都带来无形的压力,精神始终是处在急躁的状态,疲累到自我屏蔽,无法真正安静下来。有时候回家,和先生说不上两句话就开始发火,虽然那不是我的本意。

有一天晚上很迟离开公司,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突然有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恐慌,感觉呼吸困难。就像前面黑漆漆一望无尽的马路一样,我看不到尽头,看到不光亮。

我坐在马路边上,给一个前媒体人罗宾发信息,问他:我要不要去看心理医生?

罗宾在6年前离开报社,投身房地产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自己还开了一个小公号,走文艺路线,聚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也算是在别处诗意地生活。

而之前,他是报社的评论员。纸媒之困,率先投射到评论上。这个过程,伴随着读者阅读兴趣的碎片化、浅显化甚至情绪化;自媒体流水线作业的兴盛……他患上了抑郁症。

这并非个例。

有一份《媒体人健康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陷入长期抑郁的媒体人占到23%,甚至有超过5%的人有轻生念头。这意味着,每20个媒体人中就有1位有轻生的念头出现。

罗宾回复我说:你这就是媒体从业者常有的职业焦虑,算是一种情绪反应吧,我抑郁的时候,几乎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睡眠,每周都去看心理医生,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才意识到,是工作无法让自己获得成就感了,说白了,就是厌倦和倦怠。

我慢慢地站起来,我想是时候离开了。

2010年,合肥采访,与外来的藏族孩子们在一起。

这样的告别似乎有一种悲情主义色彩。我想,我和大多数离职的媒体人一样,告别的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个时代,一种情结,还有我们的青春与梦想。


也曾想过,离职后要去做点什么?毕竟中年失业,我们除了文字傍身也别无所长啊。可眼见着自媒体每天涌现出无数篇10万+,完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沙滩上的节奏。

于是心血来潮,花了499元的学费,报名参加一个号称10万+自媒体大V的写作培训班,当然,那些所谓套路的写作把戏还真心看不上,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盈利模式,一期学员接近300人,一个月培训时间,15万到手。结束后从中挑选一部分资质不错的学员,组成写手班给各大微信公众号供稿,然后再开始下一期的培训。你们看,写写稿子也可以形成产业链。

正因为对自媒体流水作业的了解,让我对内容创造这一块反而充满了信心。

《中国周刊》前主编朱学东先生说过:没有真正的内容,最好的渠道最终也是卖垃圾,卖垃圾只有一类东西能持续,就是游戏和毒品。

优质的内容,绝不是那些刷屏的爆款文章所能替代的。大众需要真相,读者需要思辨,保持清醒独立思考,是人的尊严所在。

根据新榜发布的《2017年中国微信500强年报》,公众号整体平均阅读数下降了24%。内容同质化、用户审美疲劳、短视频来势凶猛,自媒体野蛮掘金的时代结束了。

可以判断的是,未来媒体发展将逐步由用户数量增长向用户价值驱动转变,通过内容创造价值,再通过合理的媒介,连接内容和用户,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和情感传播才是真正内核所在。

2008年,南京。供职于《知音》杂志社的大学同学戴志军先生来宁约稿,陪同游览夫子庙秦淮河。

很多年以前,我给杂志写稿,一篇稿件《知音》的平均稿费在8000多,《家庭》在4000左右,《爱人》1500左右。但是现在,大多数刊物已不知所踪。

前不久,我的大学同学,供职于《知音》杂志社的戴志军先生委托我做一个采访,我吃惊地问他:《知音》没有停刊?他说,还是和以前一样,每个月上中下三个版本都在发行。另外,稿酬也没有改变。

我说:为什么?现在的行情……

他说,有那么多人要吃饭,真停刊了,这些人就面临失业,所以领导层还在坚持。

这几年,杂志的广告收入呈断崖式的下滑,甚至是零广告。不少刊物陷入巨大亏损的泥沼,甚至关张大吉。

尽管《知音》一直受人诟病,但此举也真正配得上一句业界良心,值得点赞。她的坚持,至少能够稳定军心,让员工们能够看到那一束希望的光亮。

也许,所有留守的媒体人,都需要看见这么一点点光。

大家期待的是:媒体不要被利益所绑架,还新闻记者一个干净的身份。让每一个媒体人可以像欧美国家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记者一样,赢得社会尊重;让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孩子今后能以这一职业为荣,愿意为之付出。

(四)

离开凤凰那天,我先生来接我。车驶离黄埔路时,忍不住回头张望,有点泪目。东先生踩下刹车,一本正经地说,你还是打电话问问关总吧,看看还有没有回去的机会?

忍不住又笑了,内心释然。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有结束的时候,一些人来,一些人离开,都是人生常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感恩关总,感恩诚哥,感恩一路同行的每一位小伙伴!


谢谢你们!祝福你们!

2009年,武汉采访,与大学同学裴巧玲在一起。

也要向所有坚守的媒体人致敬,包括我的先生、朋友和大学同学们!

作为新闻行业百万大军中的一员,我们见证并经历过媒体的辉煌与荣耀,也深深体会到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内心的迷茫和痛苦。

但是我想说,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永远需要正义公平守候,历史永远需要客观公正存记,人心永远需要正直善良引领。

当信息泛滥成灾,更需要汪洋大海中的照明灯塔;当网络狂欢喧嚣,更需要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

2016年,武汉,大学同学再聚首。左一王戈留校做高校教师,左二凌芝湖北电视台当家花旦,右一碧娟南阳日报主笔,右二芳芳远赴加拿大。

在媒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知道,深刻的观点更多来自于对真相的调查思考,来自于对社会的深邃洞察,来自于对人心的深刻体会。所以,媒体精神永远不死,新闻职业无可取代。

如果社会的进步,需要无数的行业和个体付出代价,也请保留我们的尊严,王者无冕,虽败犹荣。

就此告别吧,我也会带着那根媒体人的骨头,继续行走天涯。

余生往后,已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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