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新经济结构学没有真正摆脱西方经济思想的束缚

         近日,罗思义以《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意义重大》为题,发表了一篇经济理论文章,对林毅夫的新经济结构学给予了高度赞扬。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经济理论界,至少有两个学者是值得敬佩的,一个是林毅夫;另一个就是罗思义。
        这两人都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中,看到了既有的各种西方经济理论中存在严重错误,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分析与总结,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但是也不得不指出的是,新经济结构学并没有真正摆脱西方经济思想的束缚,因此也依然有着西方经济思想中必然存在的错误之处。
       首先,林毅夫的经济思想没有摆脱凯恩斯的思想范围。他自己就以“超越凯恩斯主义”自诩。超越就意味着包容,也就是说林毅夫的新经济结构学是在凯恩斯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而凯恩斯的理论是存在西方经济思想中的根本性错误的。
        西方经济思想的流派有很多种,但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明白人类发展需要的是社会再生产,经济不过是在一定阶段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特殊社会手段。
        与经济的只是社会再生产在一定社会阶段的必要手段不一样,社会再生产伴随人类生活相始终。
         经济是人类在生产力进步的推动下,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形式。经济的必要性在于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会导致竞争性推动生产力进步,从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最终还得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个目的也成为计划经济思想的出发点。但是经济的目的却是为了追求财富。也就是说,它虽然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形式,却有着与一般社会再生产的不同目的。

        社会再生产“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的目的是与人类伦理相一致的。但是经济追求财富的目的却与人类伦理有偏差。           当然,总的来说,经济是在人类伦理的要求下发展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与伦理不是始终一致的。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伦理是人类的应然要求。经济活动只能追求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伦理则要求满足未必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于是在社会再生产的目的与经济的目的之间,出现了矛盾。

        社会再生产的规律要求供需平衡,要求根据社会的消费需要增加供应能力。经济的规律也要求供需平衡,却是要求根据供应能力的增长,扩大有效需求。

        在供求平衡的要求上,社会再生产的目的与规律是一致的。而经济的目的却是追求财富,既要求尽可能减少消费以节约成本,又要求扩大消费以增加有效需求,达到满足供应增长需要的目的,这就成为经济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在经济活动中,只有成本节省的好的才会在财富追求中获胜,从而获得财富。消费超过成本控制要求的,虽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了有效需求,为市场价值实现做出了贡献,却会在竞争中损失财富。而财富是经济社会里的消费权利。

        于是当财富集中到竞争优胜者手中之后,拥有财富的人因为该消费的已经消费了,没有财富的人没有能力消费,社会的消费边际必然下降,有效需求必然相对萎缩。这就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这个矛盾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应该存在。

        节省成本以追求财富,对微观经济来说是好事,对宏观经济却未必好。宏观经济坏了,微观经济也会坏。

        所有人都节约,会导致市场有效需求萎缩,整个宏观经济萎缩。当然也会让微观经济萎缩。经济越萎缩,现金的边际效用越高,人们就越节约,于是危机更深化。这样的事实还看不够吗?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再生产是一而二、二而一,互相矛盾却又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体。

        社会再生产要求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需求;经济要求的是扩大有效需求以满足生产。

        在经济阶段的社会再生产不能违背经济规律的要求。否则社会再生产过程会中断;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特殊形态的经济,也不能违背社会再生产的规律,否则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进程也会中断。这就要求经济理论者们,不仅仅从经济关系出发研究经济规律,更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出发,对经济与社会再生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      

        可是西方经济思想的各个流派,都只在经济现象之间研究经济关系,没有跳出经济关系,从生产力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因此必然会存在错误。凯恩斯当然也一样。
        凯恩斯说过一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
        后来研究他的经济思想的人们,不论是赞同他的还是批判他的,都没有就他的这句话进行认真的分析。因为人们都希望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而凯恩斯恰恰看到了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必然会终结。这就是他说出这句名言的原因。
        经济是财富竞争的活动。竞争的结果必然只能是是少数人成功。因此财富必然会越来越聚集于少数人手中。
        而财富是经济社会里的消费权力。没有财富就没有消费的权力。因此,穷人,越来越多的相对贫穷的人们,没有能力实现本应该属于他们的消费,而富人,越来越少却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的富人,没有把财富用于消费的意愿。
        但是,财富的实现却必须是生产的产品被有偿消费掉。
        那些手中握有财富的人因为消费已经饱和而不再消费,消费不足的人却没有消费权力,无法实现必要的消费。并且随着经济水平越高,财富集中度越大,边际消费水平会越低。
        于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没有办法通过被有偿消费,让生产者实现财富目的。于是,一批生产者要破产,破产的生产者与他原来雇用的劳动者就会变成穷人或者更穷的人。于是没有消费权力的人就越多。市场的有效需求就会越萎缩,经济规模就必然缩小。如此恶性循环,经济就会完蛋。
        市场经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扩大市场。最初是通过殖民手段,把本土多余的产品强行销售给落后的国家与民族。因此我们看到早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断发动殖民战争,为的就是开拓海外市场。当海外市场开拓完毕,要获得新的市场,就只好企图在已经被分割完毕的国际市场中进行重新分配。结果是世界列强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让所有人明白了,这样的市场争夺不会有真正的赢家。也就宣告了海外市场开拓行为的终止。可是没有新的市场就没办法让经济活动持续下去。
        凯恩斯的思想暂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用财政刺激的手段,通过内涵扩大市场代替外延开拓市场的行为,让经济活动持续下去。可是根据边际效用规律,凯恩斯明白,这个手段必然会有失去作用的一天。
        于是他说了这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
        那么,他这句话对不对呢?
        有对的一面,那就是经济活动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性行为,最终是要完结的。
        经济不过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社会再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形态。社会再生产的目的与规律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人类的需要;经济的目的与规律要求是不断扩大有效需求,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凯恩斯没有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就经济关系分析经济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他这句话错了。因为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不会死的。
        凯恩斯的思想中存在这个根本的错误,那么在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当然也就不会避免这个错误了。所以我们看到林毅夫的理论也还是在经济现象之间找理论出路。
         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依然只是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而没有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实与其他市场交易方与市场的关系是一样的:
        市场需要有交易与交易规则。而交易规则一方面只能由政府来推出,另一方面它也是市场交易的内容之一——合适的规则可以让政府获得较多的财富分配;不合适的规则必然导致政府从市场上获得的财富减少。这与其他交易方推出的资源符合市场需要,就会获得较多的价值补偿,反之则会造成财富损失是一样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政府是不是应该干预市场,而是政府应该怎样参与市场。 西方国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参与,伴随的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后来政府的参与能力消失了,对市场调节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没有了。
        新经济结构学的亮点在于,正确地看到了不同经济阶段会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经济结构之间有着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因此不同的经济体应该也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抑制不同的劣势,把经济发展好。
        却因为没有明白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所以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会慢下来,从而被后起的发展经济体赶上并超越。
       如果从生产力决定论出发,就可以很顺畅地解释: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的生产力水平高。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根本要求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有两种途径:          1、创造出新的先进科技;
         2、学习别人的先进科技。
        很显然,创造新的先进科技相对困难很大;而学习先进科技相对容易。
        发达经济体是因为已经运用了最先进科技才得以发达的,所以他们不存在学习别人的先进科技提高生产力的空间。因此他们的生产力进步速度会因为新的先进科技发明困难,而缓慢下来,于是会被后起经济体通过学习先进科技,快速提高生产力而赶上。
        如果林毅夫明白了生产力决定论,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新经济结构学中,对于更顺畅的解释经济现象会有极大帮助。
        当然,如果他这么做了,也就会摆脱西方经济思想的束缚,不会以“超越凯恩斯主义”自诩了。而且很可能就不会把自己的经济思想取名为“新经济结构学”了。
        只有摆脱了西方经济思想的束缚,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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