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大学生到村里陪空巢老人打麻将，不如留在城里陪爹娘

【7月7日，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在观天下进行了题为《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演讲。在问答环节中，潘维老师与读者进行了线上、线下互动，回答了现场观众与风闻读者的提问。快来看看你提的问题有没有被pick吧！】

潘维

主持人：风闻社区的网友们事先给潘维老师准备了一些问题，我这里念三个。

第一个问题来自风闻网友“WUJIAPO”。您的研究重点跟人民二字有关，您如何看待北大国发院李玲教授的问题——“为什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最终交给了资本家？”

潘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让资本在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领域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个修正、调整。政府能在住房领域出重手干预，在其他领域也可以。

在医疗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势力真的太强大了，但主要问题还是出在高层领导的思路上。医疗是事业还是企业？如果医生都是生意人，为赚钱而行医，这样的社会就太恐怖了。医疗机构不是营利机构，从起初就不是。况且，野蛮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主持人：第二个问题来自风闻网友“Zhuzi”。现在大学毕业生大量进入民营企业领域，他们掌握了很多知识和权力，但缺乏跟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渠道，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大量知识分子游离在政权核心之外。向您提问，体制外知识分子的政治需求如何满足？是否会给政府管理带来挑战？

潘维：这问题提得非常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这问题，只是大家对解决方案的想法不一致。

大量知识分子游离在政权之外，他们的诉求怎样满足呢？传统的八个民主党派加上无党派、工商联，贡献与政治地位不太匹配，政治标准也不再清晰，比如认同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看各层级和各行各业的党政机关都应建立专业的“咨询委员会”，吸收有专业知识的人，包括资本家、小生意人等等。广泛吸取大家的意见，与大家的诉求互动，就是扩大的、全面的统一战线。我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应当做。

大学生招聘会现场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来自风闻网友“赵勇—西雅图”。现在乡镇一级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如何提高？

潘维：城市社区分为工作社区和居住社区。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一样，主要是有生产功能的社区。因此，在乡村里实行政企分开是很值得反思的，政企合一是成功村庄的普遍特征。

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的政府。乡镇公务员工资低、任务重。但如果乡村自治做得好，政企合一，乡政府人员可以大幅精简。乡村自治办不起来，乡镇工作当然就繁杂了。过去人民公社的领导机构只有几个人，而今天的乡镇政府很庞大。传统中国的县政府规模都小，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自治组织有效。那么中华的传统是否应该好好地想想？我刚才不断提到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史，是想继承中国传统的遗产，告诉大家我们曾经做得挺好。

今天中国的医疗领域出了问题。我们提醒大家，我们曾经把医疗问题解决得挺好。如果做横向比较，我们能看到贫困的古巴却把医疗问题解决得很好。

现场观众提问：未来，人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人工智能有替代我们进行生产的趋势，这些可能跟您说的那种社区状况起冲突。您怎么看待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潘维：有人曾问我，既然人工智能机器将取代一切劳动者，大量的人做什么？怎么管理人人没事做的社会，社会政治是怎样的？我的回答是，您得请教“未来学”，那属于人文类。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只研究已经发生的事。

以往，每当出现科技大进步都会有一批劳力失去工作，但每次科技大进步也都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岗位。所有人干的活儿都被机器取代？我想象不出那种可能，更反对拿这个可能当成现实，故意搞掉我们的工作。我讲同一名称的课，但每年讲的内容不同，讲法也不一样，我与学生共同成长。环境在变化，每天都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还有，表述是艺术，我的表述也在变，因此我拒绝参加录制“慕课”，让资本家付我一次费却砸我和他人一辈子的饭碗。简单说，我不相信人的思想创造会被机器取代。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能被机器取代，机器能取代人与人的关系吗？不太可能。

更终极的问题大概是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我们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大脑怎样学习和记忆，谈模仿大脑实在有点远。作为外行，我不会讨论这个终极问题。

现场观众提问：我是教法律的，退休后在小区生活，单位从工资到生活管得很好。最近他们要在社区建党支部，为什么？

潘维：您居住的社区可能没什么糟心事儿，但全中国各处的社区充满糟心事。上海实在做得太好，所以您很难理解社区管理差的现象。在北京的核心区，比如鸟巢对面那个社区，好几栋高层居民楼，房价是周边的一半。为什么？混乱，商住两用，步梯成了民工的厕所，居民上班上学以及回家挤不上去电梯。在上海，你很难想象北京城市管理水平之低，社区周边道路充满汽车，在行车道上都随便停车。

而今卖房子的都说楼顶要多卖钱。楼顶怎么会贵呢？因为开发商说楼顶上你随便搭建，我睁一眼闭一眼。所以，很多居民楼的楼顶都有违章建筑。违章建筑意味着大楼原本的设计承重被违反了，楼下的窗子会提前变型，更对其他业主而言是房屋买卖的不公正。谁负这个责任？没人管。社区里有人爱养狗，也有人喜欢喂野猫。但有人特别讨厌狗和野猫。怎么办？人民的不满大多是社区生活里的小事儿。有钱人住的昂贵别墅区是不是好一些？未必。有些特别有钱的人也喜欢搭违章建筑，楼顶不行就往地下挖，习惯靠伤害集体的高风险动作赚钱了。

社区老年人志愿服务

现场观众提问：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居委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素质问题怎么改？太难了。百年树人，我想是不是需要一百年？您用中国人来举例，我又看到爱因斯坦说到中国人，我很悲观。我们的缺陷在哪里？什么时候能改变？怎么才能改变？谢谢。

潘维：有些人认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些人认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说政府太混账，公众能接受。但说人民太混账，公众很难接受。其实，这话是个循环逻辑。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取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有高质量的领导，就有高素质的人民。早年在大陆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由素质很高的人当部长，大多有洋学位；而共产党的领袖们绝大多数是“土包子”。但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还是同样的人民群众，但社会管理质量高明多了。一夜间解决了赌博、娼妓、通货膨胀问题。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的半两粮票被全中国当笑话说，但那其实代表上海高质量的社会管理。

中国农民被说成素质很低，但怎么到新加坡旅游时素质就变得特别高？那是管理水平问题。禁令伴随高额罚则，没有罚则的禁令基本是胡扯。

民间自组织业委会为什么干不好？因为背后缺乏强有力的文明组织。共产党员个人支持业委会组织人民当然斗不过地痞流氓。但背后有组织，有支部，是执政党，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努力去改善社区公共秩序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共产党员。但今天他们谁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党员，因为社区没有党组织，没有党组织支撑。社区办大家的事，大家不愿出钱是很大的问题。钱被业委会的头头们假公济私，更加剧了对业委会的信任问题。共产党员们每月交好多党费，党员们办公共事务怎么没钱？共产党领导执法机关，党组织怎会没力量？让社区居民都看到共产党员们出钱出力解决社区问题，人民怎会不衷心支持共产党？所以，党在居民社区里的基层组织比党的中央委员会更重要。

世上最长寿的科层体系是天主教廷。教廷历一千数百年迄今不衰，新教信众远不及其半数，主要原因有三条。（1）为保障坚定信仰和坚强使命感，全体教士不蓄私产；（2）强调扁平组织是教会生命，善款发还基层，使教堂覆盖每个居民点、每个贫民窟；（3）权力来源自下而上，以保障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不忘初心”。

有人说，你这不是主张回到严密控制社会的过去吗？我认为不可能回到过去，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但过去给新方案启示，将来就有点像过去。这是否定之否定或者正题、反题、合题。家庭管私事，社区管小事，国家管大事，这就理顺了。

居委会服务

现场观众提问：我之前做支教或社会调研，农村最缺的其实是人才，是软件方面。所以现在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提出一个新说法，叫新上山下乡运动，一是因为现在大学生很多找不到工作，还有因为农村缺人。但他一提出这个就有很多人反对，对于上山下乡这个字眼或者知青非常敏感，我身边一边倒地批评。您认为现在推行新上山下乡运动，还有可行性吗？

潘维：熟悉乡村事务的人都知道，而今农村严重缺乏人才。但为什么有的村庄不缺人才甚至还能招引外来人才？从生产关系上可以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每户只有几亩地，不值得耕，就抛荒了。没有生产就没有收入，所以劳力跑光了。找个大学生来就能解决没有劳力的问题？按照我国宪法和土地法规定，乡村耕地归集体所有。一个行政村平均有三千亩左右耕地，也是美国一般家庭农场的规模。有了规模，种植和养殖就未必亏本。我们都同意土地流转集中。问题是怎样流转集中？现成的法律不遵守，现成的土地所有权不去用，却要先私有化，每户“确权颁证”。为城里资本进入炒作耕地做准备？如果容许城里的钱去乡下炒作耕地，把耕地从每亩三万炒成三十万，谁还会去种粮食？城里的房子炒完了就去乡下炒耕地，这个国家就真堕落了。所以，农村人才问题其实是生产关系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在我看，大学生到村里陪空巢老人打麻将，不如留在城里陪爹娘。

大学生村官乡间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