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一）

　　前言：阔别读者十三个春秋，从今天开始，我将在观察者网公开发表八篇评论，敬请有兴趣的读者留意。文章标题如下：一、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二、还人民一个朗朗乾坤——由《人民的名义》谈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　三、倒计时的钟声已经敲响——三评目前的台海时局与我们的对策　四、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武装力量　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第一位的中国外交　六、动摇国本的中国房地产　七、创新中国的全面协调发展　八、华语影视在中华民族复兴千秋大业中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华民族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当历史的时针二十一世纪第十八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0华诞的普天同庆时，中华民族屹立在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中曾经长期保持而今天将再度达到的位置：民族复兴伟业的辉煌前景如此清晰的呈现在国人面前。这不仅是可贵的梦想，这也是并不遥远的荣光。生逢伟大时代，怎不令所有中华儿女心潮澎湃，奋发图强。

　　不久前的中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背景下召开的。其以历史使命之自觉，规划民族未来，指明国家的奋斗方向。会议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巨大意义今后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大会政治报告标志着习近平思想的诞生，标志着全新历史时期的到来。继邓小平之后，中国人民再次拥有了伟大的掌舵人——习近平。新的历史时期发端于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国人民为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已经进入更加光彩夺目的第三章。

　　这一承继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奋斗，是建立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所有奋斗基础上的。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一条促进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为了找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从救亡图存的近代开始，我民族的先辈伟大人物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革命，主要功绩是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在柔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基础上，效法西方，建立共和。然而，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山河破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救亡图存的任务实际没有完成。虽然推翻了皇帝，但是灾难深重的中国要去往何方？中共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在28年的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中国的方向，找到了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1949年新中国建立，全民族获得了真正彻底的解放。翻身的中国人民把毛主席当成他们的大救星。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解脱，开始了摆脱落后的追赶。马列主义的指导，苏联的经验，旧中国一切弊端的总结，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在建国后的认识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初，在巩固人民政权的同时，经济基础的巨大改变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着，上层建筑形成了一整套体制、机制、规章。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及其方式方法上，毛泽东同志先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产生了分歧，后又与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及许多赞同正确主张的同志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分歧，这一极其尖锐的分歧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文革”的十年浩劫，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超越中国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脱离国情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道路，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人民生活依然困苦。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还有消除党和国家机器内的腐化堕落，意识消极，官僚主义倾向的考虑。他坚持了共产党人初心的一部分，即保有革命激情，使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变色。不蜕化，不当李自成，不使人民革命的对象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又重现中国大地，几十年革命斗争做了无用功。但他忽视了共产党人初心的另一部分，国家民族的独立完好无损，政权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奋斗的性质并未改变，但救民于水火后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新领导层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我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把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实际早在中共八大上就已经提出了，只是历史的坎坷使当年的蓝图在23年后才得以进行。

　　平反、回城、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关键词。思想的枷锁一旦被打开，人民共和国就焕发出全新的巨大活力，到处热气腾腾，人民生活有了迅速重大的改善。当时媒体的报道中，总能看到群众这样的评价，“党的政策好”。是的，新道路被证明是对的，得到人民的拥护。

　　以绝对公有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以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运转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窒息了经济的生机，城乡都浸没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优越性”中。这一旧的公有制道路对社会生产力的压制在城乡改革中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终于被完全解除。与这种解除始终伴随的是上层建筑不断适应性改革。公有制不是万能的，1950年代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私有制又回到了中国，四十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后发追赶，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由于私有制相比公有制的优势，在公有制不能包办一切的行业、领域里，原来公有经济成分的收缩，导致过去虽收入不丰裕，但稳定安逸的人群失去了公有经济的庇护，成为新道路的失意者，并在一个历史时期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现象。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基础部分，为解决效率（经济效率）的问题提供了前提，但在保证社会公平上不如以前。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生产了很多，现在已是世界工厂，但我们忽视了社会分配，在分配公平上存在巨大的缺失，亟待改变。

　　改革从农村开始，向城市发展，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确立了与计划经济相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总体国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开放促进改革又可以解放生产力，二者互相带动，使国民经济不断登上新的台阶。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顺差大幅增加，为我民族积累了巨额财富。当年谈判为国家民族利益的种种坚韧不拔，善于斗争，实乃人民之幸。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出现了由货币信用“中国特色政绩性”膨胀引发的过热——紧缩——再过热——再紧缩的循环。六四事件后，宏观调控确实力度过大，但为随后的调控积累了经验。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各地一窝蜂的经济发展狂潮，央行基础货币投放过猛，造成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进行的调控，成功的达致软着陆，表明中国对宏观经济的驾驭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在比较成熟的调控下，除异常的外部冲击外，基本不会有大的问题。但2003年8月，对住房制度改革精神表面上的遵守被抛弃后，房地产的恶性膨胀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发展的最大毒瘤，动摇国本（这一点将在随后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亟需铲除。否则，1949年革命胜利取得的全部成果都会被完全埋葬。

　　四十年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接续奋斗，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已将前三十年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然而，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市场化也不是万能的。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建国七十周年时，适当归纳新道路，反思它的不足与弊端，以利将来，是十分必要的。

　　四十年里，国家机器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动，强调经济、突出经济，一切为经济让路，为了经济一切都可以忽略，都可以牺牲，经济学成为一时之显，懂经济成为耀眼的光环，全社会理解的经济中心就是以钱为中心，这些都导致了许多重大不良的后果。特别是1990年代，“市场化”这个词语被引入中国后，大家最初都觉得新鲜、振奋，认为“市场化一切”都能够消除以往的所有弊端，什么都进行“市场化改革”是有经济头脑的表现。然而二十年过后，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领域都要“市场化”，都要实行私有制，正如同前三十年的中国道路要求纯粹的公有制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违背了共产党人革命的初心，背离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正义公平的价值追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对不适宜、不恰当的市场化、商业化做重大修正，对一些不正确的市场化还必须向后退，回到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上去。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建立了许多先进的、超越当时社会救济发展水平的体制、制度，一些社会事业超过了经济基础的发展水平，甚至在个别领域超过了当时的发达国家。但这些好的一度超前的体制制度，在改革开放后都不同程度的被我们抛弃。我们迷失于美欧那些不适合国情的观念，将自己先进的方面统统视为落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更高的物质基础上，那些被我们抛弃的先进思想、理念，一些好的体制、制度，已经不再超前，是时候重新拾起来了。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商业、商人受到莫大的鄙夷，农为本商为末，这是中华文明形成并光辉灿烂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近代以来受到冲击的原因之一。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及其工商业的打击，实际吸收和传承了中华文明打击商业商人的理念精华，但导致国家民族的贫困。改革开放时期，痛定思痛，从西方文明中拿来重商主义的理念。方法，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辉煌的硕果。然而正如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对商业商人的否定一样，商业化中坏的一面与中华文明的精髓价值、公理美德背道而驰。重商的各种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弊端的进一步生长将会动摇到推行这一方法的执政党之执政地位，从而将危及到中国道路的存续，已经到了必须清除40年积弊的时候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开启了扫除重商积弊，在习近平思想指引下既发扬中华文明的灿烂精华，又发挥商业化中好的一面作用的历史进程。

　　渐进式改革是一场革命，人民温饱解决之后，在市场化的旗帜下，扩大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受益面。一切向钱看的受益群体逐渐结成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对进一步的改革，对改变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适应民族复兴的一切产生了惰性，甚至进行阻挠、抵制。利益集团用各种方法促进集团利益，不顾是否违背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集团既来自私有制成分，也来自公有制成分或它们的混合体。既有紧密勾连成团的，也与松散联系的。并倾向于尽可能裹胁更多的利益集团成员，在国家机器内部，在媒体舆论中扩张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寻找代言人或代理人，以便无限制扩大其违背中华民族复兴的集团恶质利益，尤其当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以下简称盎撒体系，盎撒体系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外部威胁将在随后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为演变中国，瓦解中共，颠覆中国政府，破坏中国道路和中华文明的新模式，而与国内利益集团内外勾结时，后果极其严重。国内利益集团已走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面，道路的受益者要改变道路本身。

　　经济基础的不断重大改变，引起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革调整，但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共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它的全部目的和行动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为全体人民谋幸福。如果中共不能够以执政地位，惩治打击利益集团的侵蚀，消灭盎撒体系的和平演变，反而蜕变成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代理人的混合体，丢掉自己的初心，为天下人民服务的性质改变，毛泽东同志当年担忧的后果就会出现，被推翻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统治还会复辟，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就会白流，中国崛起也会半途夭折，变回大而虚弱的美英附庸旧中国，少数利益集团得益，绝大多数人民遭殃。

　　与利益集团侵蚀进攻相交织的是重商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存在并绵延至今的腐败。在中国道路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同时，腐败愈演愈烈，本世纪发展到一个高潮（关于反腐，将在随后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直到以人民领袖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腐败的势头才有遏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是盎撒体系对中国的一次“颜色革命”，由于邓小平主席等老同志的掌舵，事件得到果断处置，政权安全未受影响。整场风波违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但盎撒体系的国内代理人裹胁青年学生的“打倒官倒”、“反腐败”等口号，也获得了一点人心。人民反对的腐败现象那时已冒头。1990年代，反腐行动并不密集，但造成的社会震动很大，警示作用明显。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朱镕基同志领导的十五届中共中央，发动震撼全国的反腐败行动，揪出了陈希同、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等腐败分子，对全国海关系统反腐、整顿，极大的教育了干部。但是，腐败并未根除，它还将在未来为祸中国。新世纪，以经济金钱为中心调节社会关系，润滑经济活动，腐败再度猖獗，如决堤之水深入到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层级。经济发展了，然而腐败同样在发展。胡锦涛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进行了反腐，但腐败疯狂生长的势头没有改变，尤其是房地产恶质利益集团形成的超级腐败，其恶势力气焰之嚣张，腐败分子之猖狂，与盎撒体系内外勾结之密切，都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温家宝同志呕心沥血，三令五申，然而中央政策被包围在中南海的围墙内，竟不能撼动房地产恶质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半分。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以此标点符号引用的，都来自习近平主席语录，下同——作者注），习近平同志主持党、国家、军队全面工作以后，气壮山河的反腐败斗争开始，高潮迭起，大快人心。习近平同志、王岐山同志领导的十八届中纪委，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一往无前的斗争魄力，高超的策略方法进行的反腐败伟大斗争，以及对长期执政的政治集团探索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监察道路，不仅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五千多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广为全世界瞩目。

　　由中共十八大发端的新历史时期，五年来的关键词是反腐、新常态、一带一路。四十年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强调，慢慢异化成盯住以经济增长率为中心而不及其余，对0.1个百分点的变化都动则得咎，提心吊胆。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半个百分点相当于过去1个百分点甚至更多这样的状况逐渐到来，GDP增长率缓缓下行是正常现象。持续的过高增长，在数学上不可能，国内外的资源不能够支撑，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跑马拉松，冲刺个一百米就了事或者总想冲刺，那是办不到的。过去几十年，手段变成了目的，1978年改变中国道路重点的初心渐渐被经济建设遮盖。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物质丰裕，但生态环境恶劣，钱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少数人占有最多的财富，其他大部分人生活倍感压力，社会分配不公，那么埋头苦干，生产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那不能算真正的国家富强，人民生活美好。习近平同志、李克强同志领导下的伟大实践，正在纠正过去的错误偏向。五年以来，生态环境得到大力改善并还将进一步改善；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不当的市场化倾向得到初步纠正，人民满意度提高；社会事业得到各级政府的更多关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局面有所改观；分配作为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杠杆，其维护共产党人初心的作用，还待破题，总是不能回避的。对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倾向进行系统的纠正，当前只是个开始。现在，新常态使越来越多的人习以为常，大家脑海中唯GDP是瞻，唯GDP增长率是瞻，对其正常起伏波动大惊失色的枷锁已经松动，但还相当牢固，并受到房地产恶质贪腐利益集团的挟持。中国政府不是“市场政府”，也不是“单纯经济政府”。伟大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建设是重点，但已不再是全党全国生活的唯一重点。只发展经济，其它一概置之不理，民族复兴的伟业永不可能完成。

　　中国经济有成熟高超的调控体系，坚持正确的中国道路并不断改进完善，不被盎撒体系及其代理人（关于代理人，将在随后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的诱骗所迷惑，保持恰当的经济增速，宏观经济仍将长期增长。目前处于上升的早期阶段，前途不可限量。特别是把目光投向世界，从中外联系中体察中国经济的潜力，就更是如此。但是，必须高度注意外部冲击。2008年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随后的欧债危机，均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两次危机中国都处风暴之外，但两次都受到了波及。2008年的危机确实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向下波动，但并非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版量化宽松”力度过大，随后几年经济如同打了兴奋剂，过快不适当的增速被当成正常。中央4万亿的投放，到地方被成倍放大，总体投入不会下于10万亿。这样巨量的货币信用投放，当然使向下波动的GDP数字被粉饰得光鲜亮丽，也使得2007～2008年大见效果的房地产调控功亏一篑。10万亿以上的放水中，房地产吸收了大部分的流动性，并将在未来继续为祸中国。经济周期循环导致的GDP增速放缓，出现在十八大以后，4万亿的后果需要“去库存”、“去产能”来弥补。这种周期循环，马克思在他的不朽巨著《资本论》中已经深刻的论述过，有内在的经济根源，非“反腐败”或“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影响的。习近平同志、李克强同志顶住压力，坚持不用决堤之水漫灌，采取高超的调控技巧，加上创新动能的发力（创新中国将在随后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经济的向下波动被正确看待，经济形势在习以为常中并未出现有人（一部分是房地产贪腐利益集团操纵的舆论及其代理人，以及盎撒体系之华尔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预计的恐吓结果。形势目前很好，出现波动不足为怪，GDP增速小幅缓缓下行或向上波动都是正常的。这几年，对GDP增速波动有神经质冲动的主要是房地产恶质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包括与之勾结的美资、上窜下跳的台资。房地产恶质贪腐利益集团巴望着永无穷尽的吸纳货币流动性撑起那天上的房价泡沫，中央坚持不大水漫灌，财政的闸门守得很好，是遭其仇恨的。但是房地产绕过财政，从贪腐利益集团的忠实成员银行系统那里继续获得无尽的信贷支持，支撑着虚假的房地产盛景。在利益集团对党和国家的侵蚀进攻与腐败相交织，这两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内部危险上，房地产占全了。

　　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着手于经济，着手于经济体制改革。在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放松政府的“有形之手”，不断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对“无形之手”奉若神明，对“有形之手”总觉落后。把两只手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两只手的长处又克服各自的不足，才是中国道路，也是中国经济四十年来高速发展的秘诀之一。怎样更好的协调两只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放管服”改革就是使政府的手更好协调市场的手。但是，今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全局上已不再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事实上，经过四十年，我们在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结合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道路奇迹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对构成国民经济全部的各产业部门，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和管制，正是中国道路的优势之一。过分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对国家干预（既指调控国内市场，也指补充国内市场的失灵、不足，还指提高各产业部门对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畏首畏尾，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改进的方面之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不断促进民族复兴，凡是妨碍或影响这一目标的国民经济组成部分（公有的或私有的）、运转环节（上层建筑的国家部门或经济基础的企业部门）、制度体系都必须改革改造改组成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这才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核心问题。放弃国家干预，或者放弃在一些国民经济领域的公有制主导地位，最终变化为经济基础的全盘私有化，以“市场”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准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心在于破除僵化，搞活国民经济，“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初心的手段，并非亘古不变的“靶心”，新时代的“靶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解决越位和缺位，消除不当干预和加强必要干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明确这一根本问题之后，我们就当明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重要经济基础的国有（公有）企业，其前途不是缩小国有成分（比如混合所有制），最终过渡到完全私有化（这对中央企业尤其重要），而是进一步激发其活力，改革所有人虚位造成的种种弊端，使之既为中华民族创造财富和价值，又让个人心情舒畅，充分发展。这是国企改革的终极目的。四十年大浪淘沙，宜于私有制的国民经济部门、领域，公有制基本已退出，不宜于私有制的部分在公有制退出后还有必要重返。现在剩下的都是公有制的精华，在竞争中充满生机活力。这种形势下，再缩减公有成分，要令我党立于何地。四十年里公有制缩减的过程中，多少人民的财产中饱了私囊，多少群众进行过无助的抗争，这种现象不能够一再重演了。化公为私的结果是产生中共的掘墓人，可不慎乎。

　　所有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人。特别对一些领域的央企，不是要把自己变成私人所有，而是应当破除垄断，让私有企业进入，相互竞争，激发其活力，治疗其僵化的大企业病，私有内资企业的进入还要先于外资企业的进入。解决所有人虚位，又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国企改革在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国企倾向于接受指挥，完成任务，缺乏主动进取的活力；倾向于端饭碗过日子吃光用光的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特别的，国企倾向于内部人控制，玩坏国有资产，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甚至贪污挪用。这些问题无一不是关系到所有人缺位。我们在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实践中已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但以上三个倾向性弊端还待改革的进一步解决。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在部分公有制单位唯利是图，抛却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忘记了自己公有制经济基础应担负的义务，巧取豪夺者有之，坑蒙拐骗者有之，伤天害理者亦有之。

　　国资委在央企（国企）与自身机关间增加层次，设立资产运营的二国资委，是否合适，仍需实践检验。建立向全国人大报告国资情况的制度应与审计署的审计结合才有效果。重组国有大企业集团要注意保持适度的竞争，但必须一致对外。做大不是最终目的，更大不必然等于更好，勿把手段当成目的。

　　总体上，公有成分与私有成分各展所长，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共同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所谓让位于市场，最终实现完全私有化，不是中国道路的可取途径，也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相左。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的进步发展中，经济基础的变化（不是所有制的进一步巨大改变）导致经济基础自身的改变改革，并进一步引致经济基础的变化，形成改革的循环，这种循环也会引致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革，直至中国道路定型成熟，中华民族复兴实现。那以后，也还有改革改进的过程，上述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改革之所以总在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内在机理。任何安于现状，耽于小成的念头都有碍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

　　一带一路战略是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的重要创举，囊括了沿海开放战略、沿边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三年以来，受到世界各国的热烈响应，取得了最初的重大成果。去年召开的一带一路论坛峰会把这一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推向第一个高潮。停滞的全球化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又重新点燃了世界的热情，这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化和中国主动塑造这种变化相辅相成的结果。解放前中华民族是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开放，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是被封闭，转向新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主动开放。今天的中国作为开放的巨型经济体与美国的保护主义斗争，担负着维护开放型国际经济体系的重任。我们的大门实际已经开得够大，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服务流进出自如，门还要再开大，下了门板可好？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不对开放做适当必要的管制（中国道路模式中有些管制还必须严厉），把开放当成目的而非促进民族复兴的手段，无门中国畅通无阻显然是不行的。特别是金融，中国崛起征途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如果任由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及其代理人的诱哄式“施压”所左右，抛弃重要必要的设防，为了开放而开放，后果是灾难性的，会犯颠覆性错误，美英拍手称快，民族复兴半途而废。泰国当年在盎撒体系的忽悠游说下，把泰铢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磨刀霍霍的华尔街利益集团在改变的当天就砍下了泰铢的头领，东南亚金融危机由此导火线开始，重创了东盟各国，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华尔街利益集团洗劫一空。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盖达尔政府，被盎撒体系天花乱坠的哄骗诱入陷阱，俄经济陷入死亡式崩溃。这些都殷鉴不远，必须引起我们特别重大的注意。五年以来，我们在自贸区改革试点、扩大试点，自由贸易港的改革试点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不断解除繁苛的管制中促进了贸易的便利化。唯自贸区（自由港）改革中的金融开放，尤其是全局性的全国金融解除管制，都要特别慎重。英镑在十九世纪大约经过六七十年方才成为世界货币，美元也差不多经历了这样的时长。人民币也许会有不同，但任何人为加快这一进程的开放行动，不仅不会达到促进民族复兴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为布下陷阱的美英逞其阴谋帮忙使劲。

　　当前，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已可自由兑换，法人自然人用汇不存在阻碍。对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的管制，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不能解除。外汇管理局过去两年加强对外投资的管制，做得对。2018年全国的金融形势，不是要开始撤去资本项目下的管制，而是要使资金流出境外的管道变少变细，速度变慢。中国证监会也要注意，短期资本现在地下钱庄的沟通下，内外资金流动在很短时间段内可以达到千亿人民币的量级，一旦有风吹草动，为祸之烈史无前例。在沪港通、深港通这类存在资金内外流动的渠道中，美英及其代理人的游说不可迫使你们加粗这些渠道，加快其中的资金流动。美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通过舆论、专家学者、各类论坛学术会议等施压游说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地狱之门的钥匙，金融战线决不能鲁莽献上。在金融开放的问题上，当前宁可慢些，也要好些，该停下来时就要停下来。“锐意进取”会犯历史性错误。

　　另外，金融监管中，不应照搬照抄美国、英国的监管模式。只依赖价格调控，抛弃数量调控，自废武功，这不符合中国道路模式。二者结合运用本来是我们的优长，不可迷失在所谓“市场化万能”的神话中，取人之短，去己之长，任凭市场自发调控，做一个不干预的监管者，那会重蹈美国的弊端。

　　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组成的大家庭。解放以来，主流部分正确的民族政策保证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主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各民族间的界限区别会变得愈益模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民族政策要顺应这一历史趋势，不断消除民族间的区别，促进民族的融合，把其他兄弟传承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作为华人的共同文明成果流传下去。突出“融”，淡化民族区隔，把中国华人间的融合作为民族政策的中心点，落实到我们的一切言行中。例如，逐步取消个人身份中对民族的特别标注；鼓励华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通婚；华人各兄弟民族在城市中应居住在一起，不可划出单一的民族聚居区；在城乡教育中，注意从小培养标准普通话的交流沟通，对华人各兄弟民族一视同仁，混设班级，不要另眼看待，突出不同；在一切媒体宣传中，要积极引导少数华人民族学习大多数华人的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等等大量的措施。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是一家。中共十八大后，我民族受到世界伊斯兰恐怖主义荼毒亚欧非的波及，特别是东突恐怖分子合流以后在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中获得滋养，策动了中国境内多次恐怖袭击，对中国国家安全、对各民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新疆及其南疆，反恐怖形势非常严峻。在习近平同志、俞正声同志的坚强领导下，新疆党委政府通过“访惠聚”把工作做透在基层；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舍生忘死，多次剿灭恐怖分子的既遂、未遂袭击；广大新疆各族人民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人民战争的浩大海洋，抓获、消灭伊斯兰教的败类；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与周边国家协调配合，共同反恐。同时采取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蔓延土壤的一系列政策行动，最近几年新疆的反恐形势出现了重大好转，各民族的安定幸福生活得到保障，共产党人的初心在新疆不断得到实现。新疆好转，全国反恐形势大局可定，但不可掉以轻心，反恐斗争是长期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其它周边国家还存在恐怖主义爆发并肆虐我国的根源。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既包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经济发展道路，它还包括天下大同、公道正义的政治道路。习近平同志主持党、国家、军队全面工作后，大力强化中共中央的一元化领导，强力反腐，纠正过去党的建设淡化、弱化、虚化的状况，使党成为民族复兴大业征程中的主心骨，为上层建筑更好实现共产党人的初心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今年3月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揭开了对我国政体适应复兴大业斗争形势需要进行改革的序幕，以更好监督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机器，这是一项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前途命运的全局性政治体制改革，展现出改革者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既往改革忽略的方面，未来还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被不断引向深入。

　　2018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1978年以来不断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延续和升级。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强，令人赞佩。改革对党政机构的融合设置，正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要求的有益探索。把割裂于党政部门中的职能简并归一，突出党对一切事务的领导，解决过去职能分散、各行其是的问题。机构设置在经济基础不断深度变化的形势下，不断改革自身适应其要求，这个过程在民族复兴大业中永无止境。

　　比如，司法部的职能可以并入公安部，将公安部改名为司法部，不再对律师行业承担指导职能，防止律师与政法部门构成“共谋体”。国家积极支持律师为社会正义进行执业，但律师违法犯罪同样受法律制裁。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并入交通运输部新设立的交通管理局，统一行使全国道路（含城乡公路、铁路、航空、水运）交通管理权，既管理驾驶人员，又管理交通工具，避免过去重复执法，多头罚款的问题。原交通部公安局、原铁路公安局、原民航公安局重组纳入新设立的交通部交管局，对发生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上的刑事、治安案件可以管辖，不再列入原公安部序列。各地交通厅、委、局应整合下设的交通行政执法队伍，纳入各级交通管理局。改变有一个任务就设一个执法队，三五个大盖帽，到处拦路设卡，雁过拔毛，群众怨声载道的坏状况，提高人员素质，清除不合格冗员，建立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原公安部刑侦局、经侦局、行动技术局应划出相当力量充实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这一点，将在随后论反腐败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使国家监察委员会更好的履行其职能。原公安部反恐局、反邪教局两个局合并为新司法部反恐怖反邪教局。其它原公安部的职能局都改名为司法部同名局。各地方原公安机关所辖的城管队伍并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高队伍素质，裁汰不合格的冗员。上述对司法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监察委、市场监管总局的机构调整，地方相应机构也要随同调整。2018年机构改革中改由武警部队领导的中国海警局，其行使的海上缉私权，海上渔政执法与护渔权，要与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密切联动，防止海上行动的缺位、空白。

　　又比如，在新型媒体广泛发展的今天，广电总局仅把自己当成是全国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婆婆”是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将广电总局改名为国家新闻媒体总局，合并网信办、国新办，及新闻出版署的新闻方面职能，统一监管传统媒体和网络等各类新型媒体。网络安全与基础通信企业的基础设施及其运行监控紧密相连，割裂监管有损信息安全，因此将网信办网络安全方面的职能归口工信部。所有新闻传媒的内容监管归口新闻媒体总局。新闻出版署改为中宣部出版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传媒企业、文化企业不比其它国企特殊，其国有资产管理应统一归口国资委。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监管执法中，仍然存在执法力量分散，各搞一套人马，政出多门，监管标准不一的问题。如对网络直播平台色情低俗内容的查处，由新闻出版署“扫黄打非办”执法，但这类平台的“婆婆”是网信办，而内容传播的形式又是影视节目，与广电总局的职能有交集，易形成多头监管。因此把对所有媒体的行政执法（含全部扫黄打非办职能）简并集中到整合组建的综合执法队伍中，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同时防止“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这样整合传媒、电影、出版、文化、旅游的行政执法队伍，对提高监管效率大有好处，解决职能交叉、各行其是。上述对广电总局、网信办、国新办、新闻出版署、工信部、国资委的机构、职能调整，地方相应机构也要随同调整。

　　再比如，现在金融监管中一行两会的监管体制还要改进，以优化监管，降低沟通成本，统一监管尺度，提高监管效率，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当年因中国设立股票交易所，需要单设证券监管机构，因而中国证监会非常必要。后来因隔离金融风险的考虑，分业监管，设立保监会也属必要。但模仿美联储，人民银行只考虑货币政策，把银行监管职能单独划出设立银监会，经过实践，看来并不适合国情，不适应中国道路模式的要求。并且当年为隔离风险分业监管，现在全部金融机构都混业经营，再人为划界，分开监管，就与形势相悖，反而增添风险。所以，把银保监会纳入人民银行，由人行统一监管银行、保险、互联网金融等。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直接融资，打破部门割据，只要是直接融资，无论其所在行业和所在市场，一律纳入证监会监管。这样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分属证监会与人民银行两条线监管的一行一会架构，可在较长时间内满足金融监管的需求。人民银行各地方监管机构应当跨省级行政区，进行大区综合监管。信息化时代再按行政区划分得细小，局限了监管视野，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要精简人员，扁平化层级，一杠子插到底，更详细准确的了解和掌握全国的金融形势。当前，银行的间接融资过大，股票的直接融资过小，是中国金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改革没有完成时，党和国家机构的分布与废设，怎样更好的有利于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进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机构就怎样设置，新时代的体制创新也就体现在这里。

　　七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人实现初心的努力中发展完善。当前，中国在不断华丽转身，升级变化，要对中国道路作出完善的总结是不可能的，它还会有重大的改变。世界是物质的，也是运动的。一些人特别是盎撒体系及其代理人总是鼓噪要做好顶层设计，但尽善尽美的顶层设计是不存在的。今天，对中国道路可做以下简要归纳：

　　第一，中华民族行进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目的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并在不久的将来达到民族的伟大复兴，尔后长期巩固的向前发展。在此进程中，国际秩序必然深刻变化。中国将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共对全社会所有方面的领导是中国道路的最大优势。居于全社会核心的中共及其领导集团，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道德建设，使中共总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少数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成为一切中国先进分子的集合体，拥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并有能力和决心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而保证自身始终在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使中国道路成为世界上各民族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人类追求进步的最先进体制制度范本。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机器之党政军民等各方面，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部分高度廉洁。廉洁政治、廉洁社会、廉洁中国的建设已经开篇，正在进行中。中共的瓦解将导致中国道路的消亡。因此，要始终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就必须把政党的建设摆在关系道路存亡的首要环节，并且不断粉碎内外敌人的各种阴谋，抵制“糖衣炮弹”的侵蚀进攻，不断清除腐败分子和敌对分子，扫除政党内部的各种腐化堕落、消极懈怠现象。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会是中国道路的特点与优势之一，是人民民主的形式之一。

　　第四，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直接领导和指挥。政治工作是武装力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工作干部具有直接指挥部队的军事能力，建制部队实行互相支持协调配合的双首长制。军队和军人受到国民的高度尊重。

　　第五，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分布于全社会的各方面各部分各领域，通过积极的政治思想动员，把全体人民有效的组织凝聚起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开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国家的进步发展。国家机器各层级的公职人员通过选贤任能产生，而非民粹选票或利益集团献金产生的代理人代言人。这种选拔方法还需不断改进。特别应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把西方的任期制照搬到中国，尤其把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成与西方相同的两届，进而从上至下不加区别的全部形成“两届大限”，是导致大量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因。“两届”规定有积极的一面，很多时候应采取，但不应绝对化，还有很多时候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充分发挥，于党的事业，于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是不利的。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是不对的，很有必要适应国情做出改变。

　　第六，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切奋斗都坚持立足于国情，与不断变化的实际相适应。在坚持原则中创造性的改进，在事业需要改变原则时就改变原则，既不因循守旧，又不照搬照抄。中国道路的奋进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不囿于经验主义的封闭。有的时期渐进稳妥，有的时期集中突破。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七，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怎样使人民代表更好的联系人民、代表人民，发挥好在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共同人民之间的桥梁作用，是否需要一定比例高素质巡回于多个选区联系群众的专职人民代表等措施，是摆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道路进步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前的重大课题。同样，中共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制度，也有必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事实上，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政协参政党也来自于人民，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落实和发展于中国道路的奋斗中，两者是同一的。因而人大和政协的与时俱进改革可以在同一层面考虑。中国道路模式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四权分工是在中共领导下统合中的分工，既有相互制衡，更有相互配合，为国家民族利益共同奋斗，这与西方三权分立完全不同。政体的改革变化，还在探索中。将来也需要对宪法作大的修改。

　　第八，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模式是国家干预的经济体制，存在必要的管制。当前历史时期，特别注重对资本流出（含中资的对外投资，外资的异常流出）、资本流入的必要管制、监控。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成分与私有制经济成分相互补充，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共促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重点、发展策略将在巩固、调整、改组中进一步优化完善。国家根据发展战略需要，优先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包括财税、金融手段在内的各项政策，保护和提高国内行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特别对弱势行业倾斜扶植，以世界领先的国产商品替代、超越进口商品为追求目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以一带一路促进全新的全球化发展，推动形成国际经济新秩序。全国土地、水体资源为国家所有。国家积极保护通过合法、诚实的脑力、体力劳动创造的私有财产、资产。

　　第九，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珍视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积极保护中华文明的精华成果，如中医药、中华武术、各种戏剧曲艺杂技古音乐艺术、文物瑰宝、历史古迹等。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将把近代以来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五千年文明的精髓价值相结合，世代传承下去。保护文脉，就是保护我们的根。

　　第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舆论由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统一渠道发出，对互联网进行有利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必要管制。这种统一的舆论发声之内容和形式还需改进提高、创新创造。通过不断努力，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覆盖面、覆盖深度、影响力，取得世界舆论的话语权、议题权，增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球美誉度，使中国道路模式充满强烈的吸引力。中国的统一舆论是大多数人民作主的民主实现形式之一，当前还受到盎撒体系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体系的进攻。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把中国的新道路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模式。今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独一无二的奋斗，已经在提升综合国力，光大中华文明上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无需再冠以“特色”二字。中国道路的璀璨光芒必将为人类文明史带来耀眼的华章。

　　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历史，为民族复兴的继续奋斗打下了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计民生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本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化探索，在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成为我党核心，当之无愧，众望所归。实践已经并且还将反复证明，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的英明领导，历史进程才会发展到现在的模样，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才有牢靠的根基。过去的成就前所未有，将来的重任前所未有。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再接再厉的奋进，在未来的岁月中，当历史回过头来，还会在反腐、新常态、一带一路之后追加新的历史关键词，那是『经过历史沉淀后真正的评价』。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二者相辅相成。伟人产生于伟大的时代，当时代需要时，就会孕育非凡的人物。习近平同志正是在民族复兴巨轮驶向光辉彼岸的历史关键时期，从人民中走来，得到我国各民族爱戴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这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同志出生于革命家的家庭，父亲习仲勋同志是我党我国的卓越领导人，开国元勋，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中国革命在大西北的旗帜之一。习近平同志从小受到严格良好的家教，耳濡目染政治家父亲的风范，胸怀大志，重情义，爱学习，生活俭朴。1968年15岁时，与千万中国青年一样，去往陕北插队。自那时起，习近平同志的个人命运就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的连在了一起。从延安梁家河的黄土地，到河北正定的大平原；从特区厦门鼓浪屿的涛声，到宁德山坳里崎岖小道中的跋涉；从宏图初展的福建，到更显峥嵘的浙江；从沪上的万家灯火，到神都的中枢重地。北方南方，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富裕贫穷，闭塞开放，从大队（村）支部书记到中央总书记，几乎每一层级都进行了踏实刻苦的磨练。习近平同志的经历在我党除了开国元勋之外也是罕见的。直到中央工作前，习近平同志对于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人而言，知名度是不高的（当然作者早就在关注他）。确实，一个立志为人民服务，一心扑在事业上，总在最底层了解民生疾苦无暇宣传自己的人，不被很多人认识了解，是不奇怪的。所以，当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是靠着他的父亲才到这一步的。

　　必须指出的是，那时社会舆论中首先出现的是对垮掉的暴发户子弟的“富二代”称呼，不算过分。然后才渐渐附会出“红二代”的词语，网络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这个词语从中性变化成对所有先辈革命家子女的恶毒诋毁，污蔑造谣，对整个一批革命者后代的舆论攻击，既有内心失落见识短浅的小人推波助澜，但更重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及其国内代理人，特别是台湾间谍特务（关于这一点，将在随后论祖国统一、论国家安全、论外交政策的专文中谈到——作者注）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打击中共的威信，毁坏中国革命史中国文明史，制造类似演变苏联的舆论气氛，破坏中国道路中华崛起而造成的。信息社会，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大量水军或盎撒体系代理人有目的有步骤的制造思想的混乱，舆论的逆流并不太难，并且容易扩散到一般社会舆论中，再加彼时腐败高潮中弹冠相庆的腐败分子的各种奇谈怪论，网络舆论场被邪恶的力量霸占，公道的声音反而会被围攻。当然，革命者后代中确实存在着败类，小部分垮掉的败类完全不等于大部分好人。但是一般人民对败类的憎恶情绪以及“他们都是靠爹才有今天”的小市民一般看法、浅薄认识都被内外敌人利用，并在网络放大成汹汹舆情。这汹汹的口舌，欲灭我民族历史，甚至对革命烈士也大肆歪曲丑化，谩骂攻击，有些已经从网络发展到平面媒体，是我国媒体部分领导权被盎撒体系及其代理人代言人之“第五纵队”篡夺的一个明例。

　　大部分革命者的后代，从小得到严格的教育，从父辈那里继承了高洁的操守，对自己要求之严超过了大部分普通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从不向人提到自己的父母，把自己平民化一个普通百姓，几十年如一日过着俭朴甚至清苦的生活而怡然自得。由于父辈的“牵累”，建国后他们受到比常人更多的折磨。那时，一般人能够享受的快乐他们不能享受，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待遇他们也不能得到，正常的要求总被拒绝，追求进步的愿望总遭压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由于在政治运动中被“普通人”斗争，而致伤致残，心灵创痛难以抚平。在前三十年期间，或者在后四十年期间，不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多么踏实勤奋，多么谦逊热情，多么忘我的工作，想证明自己其实是靠能力和水平，靠自己的业绩和成就，靠自己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而不是靠父辈的生拉硬拽取得的一官半职，但是他们革命者后代的光环总使他们被放置到舆论中特殊的一角，不能被平等对待。习近平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高干子弟中有不好的人，也有坏人，但是决不能把好人当成不好的或坏的人。这应当为公众舆论切实注意。在国家机器的各层级选拔领导人员，只要担负领导工作的是革命者的后代，就总是心怀不满或随声附和说他们是靠父辈，抹煞他们的才华和努力，明明是靠他们自己的奋斗，明明可以担负的领导岗位就弃置他们不用，这是正确的做法吗。古今中外都对这样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不是对不满者不公平，而是对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前途的不公平。事实上，在革命者后代中，有许多人曾遭到过这种“公平”的压制。甚至由于父辈在职，他们或者被要求自我抑制，或者被父辈直接阻拦，而几乎永远不可能在更高的岗位上施展抱负。

　　当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央总书记时，内外敌人还在大造“红二代”的舆论，散布种种怀疑主义的论调。然而随着十八大后中国历史进程徐徐铺展开来，对敌人的消灭开始，人民对习近平同志刮目相看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铿锵誓言，日理万机案无积卷的国事操劳，高瞻远瞩的战略，号令三军的威严，穿梭纵横的外交，访贫问苦的温情，所有这些，在中国人民面前矗立起伟大领袖光辉高大的形象。人民对习近平同志的果断魄力，高超的治国理政技巧，勇于负责的斗志，善做善成的担当无不肃然起敬。人民的领袖就是这样被伟大时代孕育出来的。继邓小平同志之后，中国各族人民又有了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习近平同志，将带领我们继续攀登在中华崛起之路上。

　　聆听过习近平讲话、演讲的人们，一定对内容的深刻性深有感触。习近平同志博览群书，在百忙之中还勤于笔耕，许多著作闪耀着思想的火花。中共十九大报告把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工作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涵盖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它就是习近平思想。它还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是国家民族崛起奋斗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源泉。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留下过街头听取老大娘耳语，办公室温暖人心的笑容两张工作照。凡看过照片的人们，一定会对两张照片中习近平的笑容留下深刻印象。这笑容体现出近平同志的仁厚宅心，然治国理政，威加海内，镇抚四方，杀伐明厉未可稍缺，我党我国先辈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均为楷模，今时代的伟人继踵而至，当把中华民族的威望和仁慈俱布四海，两者缺一不可。文治已开新篇，武功正待将来，对中国人民怀满腔赤诚，对内外敌人不心慈手软，诚为国家民族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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