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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回乡笔记:农村中学为什么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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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智能机

好几年没回故乡的小县城,同学聚会,总有人试图低头刷微博看微信。大伙严厉批判了这种行为,但话题因此转向了手机。一个同学是乡村中学教师,我随口问她:“现在中学生玩啥手机?”

“他们倒是想玩,但不让。”

“谁不让?”

“学校啊。”

我这才知道,朋友所在的初中完全禁止学生用手机。之前我听说过有些中学上课时开启信号屏蔽器,避免学生上网。但乡下中学,没有那么高档的设备。老师都安家在县城,要用手机和家里联系,屏蔽信号行不通。何况学生下了课也不许用手机,不能上网不许打电话,玩游戏更是严禁。所以干脆禁止手机进校,学生返校的时候要搜身、行李一律开包检查。平时定期检查、突击抽查一遍又一遍。听着这位老师描述,我立刻想象了一个场景,把美剧中犯人入狱的镜头挪到了《XXX中学》的牌匾下。

不过,肖申克监狱的高墙挡不住安迪的小锤,校门口的检查组也阻止不了学生们挖空心思带手机。有人把手机塞在皮箱夹层里,有的爬墙头走私,还有人直接学习《肖申克的救赎》的先进经验,在厚书中间挖洞,偷运手机。得手的学生欣喜若狂不说,还立刻成了奇货可居的风云人物。初听这个段子还觉得有夸大之嫌,结果随便上网一搜,发现类似的事情还真不少:

《不得不说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很牛。。。》(柯南吧 百度贴吧)https://tieba.baidu.com/p/2061609415?red_tag=2535747903

看来政教处需要买一部X光安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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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锤子

工作多年的中年人虽然也常玩手机,但恐怕不认为手机是必需品,甚至会厌烦被电话、短信和通讯软件催促的紧张生活。在听到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我设想了一下,如果让这些中年人——比如我——回到平静、温馨的校园生活,绝不会狂热地寻求电子设备。但听了同学——现在的中学教师接下来的故事,我发现,如果真穿越到今天的校园,我肯定第一个翻墙去搞手机。

因为检查组要封锁的“违禁物资”不仅仅是手机,除了酒、刀具等不合中学生身份的东西外。“杂书”、即不属于课本和教辅资料的书籍,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均在查禁之列,至于棋牌、收音机、MP3以及其他电子、非电子的娱乐物品,更不可能过关。只有吃穿和教科书可以带进学校。

我读书的时候,校门没有政教处检查组,不过那时候穷,买本两块钱的杂志都心疼,更没资格操心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问题,真要说物质上的娱乐,真不比这些被搜过身的学生多。不过,青春就是最大的本钱,没啥玩的,可以运动啊,足球,篮球,乒乓球,哪个不能激情四射?放学了骑自行车满世界去逛,课间10分钟,扣掉上厕所的时间,还要在走廊里翻个跟头,摔跤pk一下。

可惜,世道变了,以上说的现在统统不许。不许打球,不许打闹,不许快跑,甚至不许大声叫喊,除了早晨的跑操和每周一两节体育课,学生没有测试自己肌肉的自由。

客观地说,现在的学生也没有运动的时间。早上五六点起床就跑操,然后是早自习,早饭,上课,午饭,上课,晚饭,晚自习,洗漱睡觉。每两周休一个周末,其他时间出入学校必须家长自己来接,否则围墙圈起来的校园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嗯,我忘了说校规包括强制住校,你别指望在回家路上撒欢。

这种生活节奏,我高三的时候也见识过,但毕竟没有统一住宿,也不硬性禁止娱乐。网上经常把这种地方叫“监狱中学”,但从某些方面来说,监狱或许更宽松一些。起码监狱会试图设计集体活动来发泄犯人的精力,监狱的小卖部虽然价格贵,但也不会单调到只卖纯净水的程度(不卖可乐倒真不是坏事)。现在把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管成这个样子,我很好奇这些学生会是什么反应,反正换了我关在校门里,第一选择也是去搞一部功能多、电量足的山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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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时代

网上谈起监狱中学,一般都把安徽六安毛坦厂那样的高考工厂当案例。的确,对大多数中学来说,严控学生的第一动机就是提高成绩,在24小时里塞进尽可能多的学习时间。这所中学也不例外。不过,就这次回家所闻,应试教育下的考试压力虽然是监狱中学很重要的成因,但还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不是单一的决定性因素。

在人多地少的山区县,指望种地能发财是不可能的。这几年劳动力成本提高,即便是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文化的中年人,只要勤劳打工,每月赚2000块工资毫无压力。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父母往往远在外地的城市,没法天天照顾子女,只能让孩子住校。以往乡村中学门口挤满自行车的景象消失了,上下学时只有接送老师的通勤车出入。

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既不像小学生那样敬畏老师,又不像高中生那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开始了解成人社会的秩序,正是最难管的时候。一旦离开父母管束,手里拿着上千块的生活费,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大手大脚花钱很容易成风,出现伤亡事件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农村少年游泳溺水、爬山摔伤、打架破相都是常事,但现在学校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在大城市打工的家长已经有了清晰的维权意识,他们认定,既然学生住在学校——其实不住在学校也一样——那么监管孩子的全部责任就都由学校承担。无论孩子自己受了什么损伤,或是给别人带来什么损失,那显然都得学校负全责。就算事故被证明和学校完全无关,也得要上几万块“人道主义补助”。最近我刚好看了这么一个新闻:

湖北两初二男生相约自尽 一男生曾是留守儿童-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2_26_208881.shtml

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初中生均因失恋自杀,事发地点在校外,平时也走读。但家人依然从学校要到了至少每人5.5万的赔偿。可见学校责任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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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分手信

家长的维权意识是进步还是过头,本文不做评价。但客观上,学校既然横竖要承担责任,显然要主动出手减少事故率,把学生们关起来、管起来,消灭一切自由活动时间,从而避免所有可能致伤的运动。住校生就这样进了“监狱”。

正如前面的案例,学生走读并不能让学校免责,学校也很难做到在部分走读的情况下,保证住校生的规律生活。十几岁的孩子,不可能在同学天天回家看电视的情况下认同严格的住宿管理。另外,晚自习往往不是真正的自习,要分给各科老师授课,让走读生上晚自习不放心,不让他们上晚自习则影响教学计划。综合盘算下来,学校干脆就要求所有学生一律住校,融入“监狱化”——用校领导的话说是“军事化”管理体系。校门口还真的有“少年军校”的牌子。

基于这个思路,其余的严格管制也不难理解。玩手机会占用学习时间,还会引发学生之间的攀比,乃至因借用引发冲突,必须和其他电子产品一起禁掉;集体活动,用肌肉对抗的可能受伤,动脑子对抗的制造矛盾,只留下跑步算了;与课本无关的书籍会带来聚众讨论的话题,严重影响秩序,禁掉;学生的生活费就那么多,小卖部的商品丰富了,怕是下半个月没得吃,于是只卖纯净水(这一点还是表示有限支持)。最终,学生的生活“纯净”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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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干点啥

那天,在座听乡村教师讲段子的同学不止我一个。虽然几乎都经过高考毕业季的历练,但还是听得人人咋舌。我问这位当老师的同学:“你的孩子会到这里上学吗?”,答案是绝对不会。另一位女同学抱着自己三岁的宝贝女儿,感慨不已:“我闺女要是到了这种学校,没对象也得鼓励她谈恋爱,否则还不憋坏了”。

被关起来的初中生也是这么想的。在字典里挖洞走私手机的事情,教务处发现一次也就有经验了,但教务处无论禁不掉建国以来的男女同校传统。既然同龄男女足够寂寞,既然学校已经禁止了其他一切活动,少年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就自然地转向了身边的异性。比例高到什么程度?反正只有不敢做的,没有不敢想的。跨班级不说,跨年级也常见,初三的女汉子倒追初一的小男孩也不稀奇。班主任只要乐意,转一圈就能查到厚厚一沓情书。20年前,我也年轻过,也动心过,也知道少年男女那点心思,但闹到这个程度,不得不说教务处就是乡村的百合网和世纪佳缘。

说起来,这些少年的懵懂感情也真的很简单。细节听起来足以让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心头一软。因为被圈在学校里,谈情说爱的机会只有课间几句话,或是夹在书里传来的纸条。确定关系的两人互赠礼品,最多是课间送一瓶纯净水。(传说中一瓶【杯】水的爱情)天色暗的时候,两人悄悄在没有灯光的操场上走一圈,算是难得的经历;平时只能在下晚自习的时候携手而行,从教室走到宿舍门口,享受几百米的浪漫。不用说,教务处和班主任早就掌握了规律,只要到固定地点积极巡查,总能抓住几个“现行犯”。

严厉管制不能阻止“前仆后继”的学生。相反,生活太枯燥,这些还算不上爱情的暧昧反而加倍珍贵。从初一到初三,恋爱问题从未显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教师收走了传情纸条,居然还有学生敢悄悄上门哀求讨要,希望老师发还“爱情证据”。

当然,校园里不只有异性同学,还有同性的同龄人。在正常的中学校园里,男生女生首先还是在自己的同性朋友圈里享受课余时间的。但是,当男生不能踢球,女生没空聚众八卦的时候,细小的矛盾就和友情一样重要了。政教处每天头疼的事情,除了早恋,就是学生打架。上下课的时候互相碰了一下,跑操的时候瞪了一眼,打饭的时候插个队,都是大打出手的理由。和恋爱问题结合,为争风吃醋打架更是屡见不鲜,连女生都会讨伐“情敌”,甚至殴打拒绝“表白”的示爱对象。平心而论,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是男生,打架并不是太出格的事情。懂得何时该愤怒,何时该对抗,本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些孩子每天因为琐事或仅仅因为无聊打架,恐怕对少年的心理发展很不利。


中学毕竟不是看守所,不是工读学校,墙上不会装电网,隔段时间总要放学生回家,寒暑假补课也不可能不让孩子们过年。在这些严格管制的缝隙之外,越被禁止的事情,越容易发生。我那个同学就说,放假后他们也很紧张,生怕学生憋得太久,放出去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要学校担责,比如意外怀孕——别以为放假时发生的事情学校就没责任。至于学生平时跳墙出去享受自由生活,结伙逃跑到外地,管得再严也不可能绝对禁绝,每次都让学校惊恐不已。

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物极必反的例子。比如减少小卖部的商品供应,所有人一律留短发、吃食堂、穿校服,本来有控制学生消费的用意。可你能想象,有的学生给同学(女友)买水,在食堂摆阔请吃份饭,居然也能吃光下半个月的生活费吗?一文不名的学生不敢向家里要,只好饿着,每天指着上午一顿免费营养加餐填肚子。(某些女生为了减肥不吃营养餐,正好让出份额给这些不懂理财的男生。)家里不给买手机,全宿舍可以齐心协力省下半个月生活费,悄悄买一部。只要校方稍不注意,违规行为就会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倒也并不出人意料,作为一个没有合法暴力权的机构,乡村初中却企图像监狱,或者至少是工读学校、少管所那样维持秩序,这个矛盾近乎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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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包围城市

这所初中曾是我母亲的母校,20年前我也有许多同学在这里读书。当时这所学校就以“严”出名,校风和成绩都明显超出周围的乡级中学,因而能吸引半个县而不仅仅是本乡镇的生源。几十年过去,学校管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严”来形容了,县城的许多家长依然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说明认同这种教育方式的家庭还为数不少。

实际上,严管学生,把学生的活动空间控制在围墙内,把学生的时间都用上课填满,用军事化纪律约束生活。这是眼下乡村中学的大趋势。过年时在乡下转了几天,沿公路看过好几家中学,挂“少年军校”牌子的比例相当不低,这也说明了校领导普遍的管理思路。或者说,这是制度逼出来的。校领导要走合法路线提升,最有力的正面因素是成绩,最具破坏力的负面因素是学生出事、家长围攻。两方面压力合并,再加上家长也认同,把学生圈起来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令人意外的是,在农村中学包围之中,县城的中学却并没有实施同水平的严格管制。这首先当然和县城的走读生多有关。如果父母双方都在县城有稳定的工作,自然还是希望自己来照顾十几岁的孩子。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投诉。

中小学私自延长课时,节假日补课都属违法,尤其是补课还要另行收费的时候,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明规则。实际上,即便这种行为很普遍,也很少有人去教委或是上级政府举报,就算举报了,一般也没有把事情闹大的决定和动力。所以大多数乡村学校能够保持既定教学秩序。但明规则毕竟摆在那里,政府和教育局(委)不可能公开否定。只要有人持之以恒地举报、上访,拿出真凭实据,政府也不得不出手干预。

什么样的人最有动力、有耐心做一个负责任的举报者呢?显然是能从举报中获益的人。这样的人不会是学生家长,也不是操心公共事业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私人的盈利补习班。家长们要么指望提高学生成绩,要么不希望孩子假期没人管束,很愿意在这些补习班花钱,补习班因此收入丰厚。学校假期补课,无论是否收费,无论收费多少,都是断了补习班的财路,经营者肯定有动力搜集证据,积极上访,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迫使政府行动。更何况许多补习班的骨干就是教育系统出来的,甚至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兼职,搜集证据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多数补习班自身也是违法的,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教师开班授课,有意无意地会把正常课程拿到补习班来上,实际上放弃了那些拒绝补习班的学生。这种行为理论上也会被打击。但补习班不需要非常固定的场地,没有可供查抄的固定资产,就算被打击也没有什么人直接得益。假期补课的中学与私人补习班对抗,就像士气低落的正规军被火力强大的游击队围殴,毫无胜算,只能乖乖让出假期。

之所以私人补习班未能乘胜追击到乡村,大概是因为农村居民点分散,很难把学生集中起来大办补习班,除非添置校车、宿舍等固定资产。但那样意味着游击队失去了机动性,形同自杀。所以补习班局限于县城。换句话说,只有县城的中学才会在假期补课时害怕举报,乡村中学大可保持监狱式管理。为数众多的乡村公立中学真正贯彻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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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梦想不可辜负

从教学安排来看,这些中学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为中考乃至将来的高考做准备。除了和考试对应的教学,学校的其他职能都被压缩到极限。像生物、地理等不列入中考的科目,一个老师往往教七八个班,徒具形式。不过,大多数学生的未来恐怕和考试关系不大。

现在的中国,每年新增1700万青少年,700多万本专科毕业生,211大学和准重点大学毕业生近百万,其中来自大城市重点中学的考生占了很大比例。因此,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成年人,很容易产生:“孩子总要读个像样大学,最起码也要有个本科文凭”的错觉。到了小城市和乡村,实际上在高考取得高分,并不是多数孩子的人生必需品。在中学养几年身体出去打工,或是到一个分数门槛较低的专科(高职)再当几年学生,才是大多数孩子的未来。

这反映在乡村中学的数据,就是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毕业生会到县城读重点高中,其他要么去打工,要么接受质量不高的职业教育,要么去非重点高中读书——这意味着基本放弃了大学教育的机会。换句话说,最起码2/3的学生并不会从考试机器的训练中受益。这些学生会如何看待这几年被严格管制的时光呢?

至少现在,大多数孩子对类似问题还是一片茫然。被问及“将来有什么想法?”的时候,绝大多数孩子会以“我爸爸(妈妈)希望……”作为开头。即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全凭父母安排。然而被父母送到了这所封闭的学校,许多人甚至认为中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于严格的管制只是消极的接受,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送进了一台升学机器,应该为中考和高考而努力。多数学生,尤其是留守少年,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应付一日算一日。

的确,初中生年纪小,人生观受父母影响大是正常现象。但作为从童年向成年转变的重要阶段,初中教育的最重要职能不正是让学生了解社会,建立自己的初步人生规划么?把学生圈在高墙里面,与社会隔绝,进去时是个孩子,出来时在思想上还是个孩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社会学实验。

饥饿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精美大餐,而是一份充满油脂、糖和淀粉的快餐食品。类似地,这些初中生缺乏生活目标,极端缺乏娱乐和社交,一旦毕业,拥有了一定的生活自主权,他们本能地会寻找最刺激、最能解决娱乐和社交匮乏问题的生活方式,比如网络游戏。这个问题在职业中学、非重点普通高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今年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在长途车上碰到几名刚结束高中生活的小伙子同行,他们有的是外出打工,有的是到南方接受职业教育。一路倾听他们的交谈,四五个小时只有两个主题——打架和lol(英雄联盟 网络游戏)。三年监狱般的初中,三年无人管束的高中生活,笑到最后的是马化腾。

那些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县属重点高中是县政府的心头肉,不必太在意补习班的投诉,可以继续推行严格的日程安排。但毕竟相当比例的学生依然保持走读,院墙外面也有太多的诱惑,秩序终究比乡间初中放松许多。许多来自乡村中学的学生,在初中尚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往往到了高一就自我放纵,一发不可收拾,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初中的毕业生。

我不是教育工作者,封闭式教学对成绩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不敢下定论。但作为一个“前学生”,作为一个“资深少年”,我认为,十几岁孩子最宝贵的东西是梦想。梦想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可以是绿草茵茵的大学校园,可以是闯荡江湖后回到家乡出人头地,可以是开一家小店、悠游自在。不管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在衣食无忧之余,有一个天天晚上会惦记、努力一跃似乎触手可及的目标,年轻人自然会主动规划时间,积极应对生活。再辅以时时提醒和纪律限制,十几岁的孩子会做出许多让成人自叹不如的进步。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但无论是哪种梦想,都得从现实中来,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没有和形形色色人物的接触,不通过各种各样的现代媒体了解社会,不关心普通人家柴米油盐知道谋生艰难,少年很难“磨合”出与社会相配的梦想。把孩子们圈在学校里与世隔绝,全部时间都用来备考,结果就是少年的梦想层次要么太低,只看到眼前的快餐娱乐、商品消费、肉体刺激;要么太不靠谱,全是怪力乱神、不切实际的现代神话。我问我的同学,到这些初中生宿舍能翻到什么违规的“闲书”?答曰内容全是鬼神玄幻,几乎100%是地摊盗版,《盗墓笔记》在其中都能算严肃读物。让初中生对着低档玄幻小说和高墙来设计未来,仔细想来,这个事实真让人有几分心疼,心疼他们高墙下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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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手的课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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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必须捍卫 现实也得妥协

我看不惯监狱中学,理由和许多同样反对监狱中学的人不太一样。网上流传的那些衡水中学高考方阵的图片过于震撼,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不适。但在我看来,早起跑步、军事化操练、统一着装、限制消费等纪律毫无问题,应该举双手支持。十几岁的孩子,经历一下朴素的斯巴达式生活大有好处。监狱式中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完全割断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挖掉了梦想生根的土壤。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向儿童传授进入社会所需的知识,不让儿童以“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社会。近代以来,社会越来越复杂,儿童在走进社会之前所需的培训也越来越多,所以各国政府都努力推行基础教育,要求所有儿童和少年都必须入学。国家以考试制度来考核学生,进而考核学校,就是要保证儿童成长的质量。但是,考试毕竟只是一个间接工具,那个等着年轻人加入、需要儿童反复加深感性认识的鲜活社会就在孩子身边,随时欢迎少年去体验。监狱中学却要偏偏把孩子圈起来,没收手机和收音机,查禁教科书、人民币之外的所有印刷品,只为延长一点备考时间。这是逐末弃本,最终必然大大影响教育的合格率。

应试教育早就有,为何我今天才来找监狱中学的麻烦?因为过去几十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基本上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足够的课余时间接触现实生活。虽然不同的家庭差异很大,但大多数少年还是通过耳濡目染认识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中社会实践的不足。

不过,和世界上大多数事情一样,免费的福利最不受人重视,不管它有多重要。当城市化和工业化席卷中国之时,无数农村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和学校留在了农村。学校既要教知识,又要接过父母们实际上放弃的监护权,还不能使用暴力,最后还得应付考试压力,只能把自己变成准监狱。至于孩子们因此损失的社会经验,因此产生的梦想偏差,没有人注意。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教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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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和歌词也许最体现心情

正如前文所述,不能简单地用“应试教育”四个字来概括监狱中学的成因,更何况应试教育本身也有很大的合理性,不能随便废弃。简单地拆掉乡村中学的围墙、减少课时,对学生的伤害、对社会的冲击都难以预料。为了多给少年们保留一点梦想,必须考虑一个既缓解问题,又尊重现实的妥协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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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行

回到问题的源头,农村父母进城打工,留守儿童、留守少年占同龄人比例高,是监狱中学的重要成因。实际上,不止这些家长平时不在乡村,中学教师也基本离开了乡村。过去交通不方便,从乡镇到县城,往往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在泥巴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城。所以乡村教师必须住在学校附近,由学校建宿舍、家属院,或是教师自建住房。但随着公路网的拓展和汽车的增加,几乎所有乡镇到县城的车程都缩减到一小时之内,班车早晚都有,最近的几个乡镇甚至被纳入了县城的公交系统,教师可以住在县城,搭车上下班毫不误事。就算是要负责早自习和晚自习,也可以几个人合伙包一辆黑出租接送,都不超出教师工资的消费能力。

县城的基础设施、娱乐、文化环境和乡镇之间是天壤之别。就算乡镇盖了几栋楼房,供水、供气、购物、卫生环境也无法和县城相比。所以,在公路“村村通”普及的过程中,乡村中学教师基本上搬进了县城,只在工作日的白天,以及有授课任务的假期到校。从每天下晚自习开始,到第二天上课,除了上千的学生之外,只有几个管宿老师和门卫留在乡间。以如此之弱的管理力量,若是打开校门,让学生走进暮色中的乡野,后果的确难以控制。

这种现象其实只说明一个结论——中学教育应该向县城集中。对于长期住校的学生来说,学校离家到底是一小时车程还是半小时车程,其实并无区别。但这显然方便了定居于县城的教师,也有利于保护校园安全。今年春节假期前夕,我在故乡的农村游荡,发现传统上的腊月大集已经名存实亡,县城超市已经完全摧垮了低效、浪费人力的传统商业,这就是无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传统乡村(镇)即将消亡的大趋势下,坚持把中学留在乡间,实际上是一种因循守旧的怠政行为。

前面提到,“监狱式”中学多出现在乡间。著名的毛坦厂中学也同样远离县城。这其中固然有县城无良培训班举报的原因,但也说明城市里的教育监管机制相对有效。如果把寄宿制农村中学都设在县城外围,既方便教育管理机关及时干预学校政策的偏差,也能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向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选择,还在事实上提高了教师收入(降低交通成本)与生活质量。这应该是未来县域规划的一个重要思路。

不谈钱的事情,无论被描述得多么美好,也只是个泡影。把乡村学校都搬到县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从长远来看,把中学集中于县城周边的教育区,集中管理,共享资源,应该是可以省钱的。但短期来看,最需要解决的是两方面投入:土地和基建费用。

土地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乡村中学本身在乡镇就有很大的占地。学校搬离,意味着给乡镇上提供了很大一块黄金地段(乡镇意义上的)的用地。完全可以满足乡镇接下来几年的建设用地需求。现在土地转建设用地指标基本上已经分解到县。用原有中学的土地来满足乡镇需求,实际上是节约了土地指标,足够用来建设新的校区。进一步说,随着乡村人口逐步撤离,小学也有向少数中心乡镇集中的趋势,这些放弃的中学完全可以转为中心小学,原有的小学则转为更多的建设用地或复垦田(同样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至于基建费用,必须注意一个事实:现在有意向县城外围“搬家”的学校不仅有乡村中学,还有本来就在县城繁华地段的中学(中专)。随着县城的迅速扩张,原本僻静的县属学校多半已地处繁华地段,校区扩张一点都是千难万难,也希望能搬到县城近郊,用精心规划的校区替代原来修修补补的旧房子。在如今钉子户为王的年代,开发商也乐意接盘这种土地连片,价格透明的开发项目。估算一下,每个县城繁华区的学校外迁,都意味着出让近百亩黄金地段的建设用地,价格动辄上亿。这笔进项实际上是由县域规划而产生的土地级差,由原有的县属中学独占本不合理,正好可以建设统一的教育园区,以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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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底抽薪,转移监护权

仅仅把乡村学校搬到县城外围,最多是解决了学校超时补课的问题,同时可以各学校共享体育、娱乐、教学设施,为丰富学生生活提供了硬件可能性。至于其他的“软件”问题,如学校不敢组织集体活动、私人补习班猖獗、打工家长无暇亲自教育孩子,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回到问题的本源,是什么割断了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是学校的权力太大了么?

显然不是,因为从未有人授权学校干预学生的课余活动。学校把学生24小时圈起来,并不是一个主动行为,而是对留守学生比例过高的消极反应。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权的父母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把监护权转交学校。但一旦学生出现意外,家长却不会因此放弃向学校高额索赔的权利。学校没有管理权,又必须为学生的活动负全责,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防守,用课程填满学生的时间,用围墙限制学生的活动,从而规避最大风险。

打个比方,这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要求医生对医疗事故负责,却不承诺严格按医嘱服药。那么,处方上多半只有阿司匹林和消食片——医生首先要避免惹更大的麻烦。至于治病的事情,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在实际上赋予学校监护权,承认校方不仅有授课的责任,还有权在其余的时间管理学生的生活。权力转移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行政命令进行。这样,事实上的监护人——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参与久违的社会活动。为此,或许可以在班主任制度之外,向中学引入生活导师,专门负责学生的生活和课余活动。替代已经死透的团委-少年队体制。近年学生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师范生供应充足。导师制可以和小班制同步推行。

当然,这依然不能解决事故的赔偿问题。这恐怕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学生保险制度,财政和家长各自负担一部分保险费用。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由保险公司给予学生家庭一定的补偿;同时,除非责任人做出了违规举动,否则严厉禁止任何人在保险之外要求额外补偿。政府会因此增加一笔保费开支,但教育机构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自由空间。

再进一步。就算学生数量下降,教师相对增加,就算设置了专职的导师,教师也不是每人只管一两个孩子的父母,自己也有家庭要顾,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学生。往前几十年,每个村隔几年淹死个孩子不稀奇,现代社会不会接受这种事故率。要打开校门办学,还要避免事故,恐怕学校也得与时俱进,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

我能设想的技术工具就是不能随意去除的GPS手环(脚环),保证校方随时定位学生的去向。现阶段,定位芯片的成本已经相当低廉,增加防震、防水、自动报警、防拆除等功能应该也不难。作为实际上负有监护之责的学校,获取学生的位置信息理所应当。学生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要获得安全保证,本来也应该向监护人报告行踪。电子设备只是让这一过程自动化,方便教师及时干预而已。

当然,这肯定会引来侵犯隐私的非议。但现实是学生已经被圈进了院墙,24小时都按日程表生活,根本没有“去哪里”的隐私可供侵犯,学校即便不用GPS监视也知道学生的位置。我读过的高中,最后一次组织全校性的外出活动,还是我高一的时候——1995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尖刻讽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为了保护已经被消灭的隐私而抵制新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伪善。我工作的编辑部有条狗,编辑上街遛狗之前总要给他戴上链条,否则只能用围栏圈起来。条件反射之下,连狗都知道,链条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没了链条反而没了自由。这个道理说给人听,应该不难说通。

GPS定位装置还有一个次要但不可忽视的小用途,就是对付私营补习班。补习班可以没有固定的教室,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总要把学生聚到一起。这可以用GPS信号轻而易举地鉴别,进行即时抽查,区分正常课外活动和老师们包私活。这些年基层思想工作完全失控,县里还有不少合法宗教机构或邪教对青少年虎视眈眈,总想给上帝拉几头纯洁的羔羊。有了GPS监测,就可以抓这些传教士一个人赃俱获。

以上这些硬件基础搭配起来,再辅以频繁的检查监管,应该可以保证学生有时间从事课余活动,接触社会。当然,把上万名出身乡村的孩子扔到县城,指望他们自发地融入周边社会,组织自己的娱乐活动,这本身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学校有责任主动组织一些体育、娱乐、参观、实习、健身活动,供学生选择。教育部门也可以对这些课外活动进行简单的考核,如随机抽取学号进行体能测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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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做点啥

这套组合方案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我不敢说会有完美的结果,因为复杂的方案从来就不会是好方案,必然纰漏百出,需要不断修正乃至推翻。但是,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这样,做了不一定能成,不做肯定是不成。现状是大批中学生被圈养在高墙里,靠走私来的玄幻小说了解世界。既然我们指望他们10年后接管这个社会,总要为他们的梦想,为他们的见识做点什么。

从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开始,孩子们就会在成人之前聚在一起玩耍、打闹,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并建立一套自己的亚文化。在亚文化圈内,少年们学会为人处事,锻炼肌肉和勇气,认识友情与爱情。成人社会的领袖和骨干往往需要在这个阶段就开始培养。无论我们居住在空旷的乡村,还是车水马龙的大城市,这都是我们作为一种群居猴子的生物本能,是不能消灭,只能顺势而行的自然规律。童子军、夏令营就是城市人口为满足少年本能而建立的机制,让少年们在成人监管、指导下走出校园。共青团、少先队制度也一度在中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当然现在这个作用已经消失了。

最近十几年,工业化令中国天翻地覆,经济意义上的小农几乎已经被消灭,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顺便摧垮了许多人们已经习惯的社会结构——替代品未必会自然出现。比如过去的乡野和街道曾经是少年们自由活动的空间,现在物质丰富了,文化繁盛了,少年们反而进了监狱式中学。这算是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局部倒退。

既然整个社会在进步,局部的倒退就不难扭转。但前提是思想不能守旧,能跟上进步的大趋势。城市化、教育社会化、技术工具廉价化,这都是大势。顺着社会发展大趋势制定政策,问题会迎刃而解;否则,逆潮流而动,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会制造更大的恶果。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社会发展趋势,承认改变工作思路的必要性,把少年的梦想当成大事来抓。我不敢期望教育部门把少年的梦想看得比升学率还重,毕竟官僚机构需要量化的指标才能运转。但最起码,梦想的排位不该太低,至少要排到空调教室和草皮运动场的前面。

本文自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号

作者:马前卒 任冲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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