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阿修罗》的雄心将面临严峻挑战

    投资7.5亿人民币，制作周期6年。国产电影《阿修罗》将于7月13日公映。

    7.5亿，合1亿多米元投资，在世界电影中不算什么。中国国产电影近年超过或相近的电影也有，例如张艺谋的《长城》10亿（票房11.7亿），陈凯歌的《妖猫传》9.7亿（票房5.3亿），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6亿（票房5.9亿），《红海行动》5亿（票房25.1亿）……上述电影的投资，不排除号称这么多，实际没这么多。《阿修罗》的总制片杨真鉴说，他们的7.5亿投资是实打实的。为了体现纯粹的国产，《阿修罗》的投资没有掺入任何外国资本。

    《阿修罗》电影制作周期6年。全球来说有更长的，十几年、几十年都有。在中国国产电影里面6年算不算最长，我不太清楚。我所知道比较长的有《大决战》5年，《武训传》3年。（本想提《狼图腾》7年，但它是中法合拍电影，不算国产。）

    《阿修罗》的雄心体现在哪？这需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

    电影诞生于欧洲，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电影几乎被米国电影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以至于出现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对米国的文化工业产生了大量的批评、质疑和讨论。这是欧洲传统的高雅艺术观与米国以技术化、标准化、通俗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产品相冲突的体现。此后，文化工业一词被文化产业这个新词取代。

    在米国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贸易中，米国将商品自由流通原则无差别地运用到文化产品、信息产品中，电影等文化产品被米国定为“服务贸易”，要求各国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完全开放市场。由于米国的技术强大，一旦开放市场，其他国家几乎只能俯首称臣。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那时候提出了一个“文化例外”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自由贸易原则被普遍接受的前提下，文化产品应该“例外”，不能完全按照商品逻辑的原则。法国因此最早出现了对米国电影的“配额制度”。

    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十年。最终导致“文化多样性”概念取代“文化例外”概念。两者的不同在于，“文化例外”是允许各搞各的文化，“文化多样性”则认可不同文化的存在，并主张把不同文化融合到一起。于是我们看到好莱坞电影里有了日本元素、希腊元素、中国元素、非洲元素等，但文化商品的生产、传播、品牌、收益，仍然是米国主导。我们不得不佩服米国的深谋远虑，它通过狡猾的妥协，化解了欧洲保卫自身文化的强烈愿望，同时使得曾经大张旗鼓的“文化帝国主义”言论找不到靶子，在全球化氛围中依然笼罩在“文化霸权”阴影下的国家，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中国长期把电影之类视为“艺术”，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产品绝非简单地等同于商品，这一点，中国与法国很类似。然而，中国加入WTO之后，米国要求将电影等文化产品视为“服务贸易”而自由流通的压力同样传导给了中国。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搞自己的文化，维护文化壁垒，防止“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入侵。二是，打不过就加入它，我们也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分子。

    以电影为代表中国文化试图融入全球，试图以米国的电影文化产业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从第五代导演就开始了。几十年来，乏善可陈。国内一些著名导演说起“商业片”，嘴里还带着不屑与嘲讽，但拍出的商业片惨不忍睹，所谓艺术片也一样，个人倒是不少赚钱。那些依然端着“艺术范”的导演们大都很失败，搞艺术片缺才华，搞商业片缺本事。就电影工业而言，迄今为止的中国导演不过还处于“手工作坊”水平。前几年曾有人说：中国电影投资1亿、2亿米元或更多，钱不是问题，哪个导演有本事接？从电影工业的要求出发，哪位中国导演能够保障上亿米元投资的产出？

    面对米国强大的文化产业实力，想防守基本是防不住的，或只能是暂时的。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在体量上已经很强大，但仍需要产业升级、自主创新、需要走出去。那么文化呢？我们讲文化自信，“一带一路”也需要“心相通”，中国的文化产业能在固守一亩三分自留地的基础上茁壮成长吗？中国的电影市场成长很快，国内票房总量有望在不远的将来赶上米国，但我们的文化产品呢？能否从关起门自娱自乐变成打开门、走出门，与全世界共娱共乐？

    于是，我们迎来了《阿修罗》。

    《阿修罗》是一个奇幻题材。作为国产片，主要演员是中国人，群众演员很多外国人，故事线索没有清晰的地域文化痕迹，显示出跨文化、全球化的追求。人们说，好莱坞电影经常是故事内核很老套，但制作精良，技术卓越，于是，《阿修罗》的幕后制作引进了欧美业内一流团队。超过1亿米元的投资并没有花在大牌一线明星身上，主要用于制作的技术环节。总制片人杨真鉴说：1亿米元只是好莱坞大片标准的入门水平。他说通过这部电影，真正摸到了好莱坞大制作的门槛。我已完整地观赏过《阿修罗》，它的确摆脱了中国电影手工作坊的制作状态，抱着虚心的态度，试图尽快学会米国文化产业的核心技术；以东方文化为底色，以文化多元为模板，试图走向全球化的文化市场。

    与此前多位国内导演试图叩开奥斯卡大门相比，《阿修罗》真正体现了中国电影的一种雄心：走出中国，走进米国，走向世界。如果说米国的电影技术手段卓越超群，那就赶快去学；如果说米国电影的内核常常还体现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傲慢扩张，那么，就把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东方文化内核放进去。再怎么说东方文化的优秀，不借助市场化手段传播出去，也只能是敝帚自珍。对于当今世界的文化霸权，借用尼采的一句话：如果有上帝，为什么我不是？《阿修罗》的雄心，潜台词似乎可以这样：如果有文化帝国主义，为什么只能是它？如果文化霸权不能消除，为什么只能是米国？

    6年前开始运作的这部电影，在即将公映时，意外地对应了当下最敏感的契机：当中兴因为核心技术被掐脖子时，我们看到《阿修罗》在文化产业领域试图避免这一命运的真诚努力；当米国与全世界开打毛衣战时，片中“阿修罗”这个恶神企图独霸“六界”，动手“打天”的“极欲世界”，似乎也对应了当今米国的国际政策。北京首映式上，主演之一梁家辉没有点名地把这层关系说的严丝合缝。我不认为这是6年前的神算，也不认为这是后期制作故意调整的迎合，它只是一个惊人的巧合。而这个巧合恰恰是《阿修罗》的雄心所致——

    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如何从虚胖到真正强壮，是多年来国内有识之士早就关注的问题。米国制裁中兴不过是将此问题以较为极端的方式提前暴露，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终于摆在我们面前，拖一拖，缓一缓，等一等，都不行了。《阿修罗》的逻辑背景与中国实体制造业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将问题的范围转换到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它试图解决的正是中兴这样的企业在制造业所面临的终极问题。因此，我们一方面为《阿修罗》的超前意识而感到钦佩，另一方面也为它是否会遭遇中兴类似的命运而保持警觉。这种警觉并非是指《阿修罗》本身，而是中国整个电影产业或文化产业。

    如果中国的电影或文化产业照着《阿修罗》的模式发展下去，最终撼动了米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它对米国造成的冲击将会更大，因为当今米国最重要的看家武器就是文化、金融和技术，而《阿修罗》显示出的雄心，是要将米国的技术拿到手，文化内核和金融都不再需要米国，这将是对米国最为彻底的冲击。

    曾几何时，米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将文化产品与普通商品捆绑在一起，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如今，米国翻脸，不再说普通商品的自由贸易了。文化产品因为实力悬殊，米国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一旦中国电影和文化产业按照《阿修罗》的方式直接去端米国的饭碗，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米国更加气急败坏的狂躁。那么，《阿修罗》以“爱”来化解善恶冲突的愿望能否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

    《阿修罗》的市场检验有待于观众的评价。但《阿修罗》在电影工业、文化产业上勇攀高峰的努力和尝试，值得赞许。不论它成功或失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也是中国要成为真正世界大国的必然方向。我们期待中国的文化工作者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