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囚归狱——李世民的“政治神话”及其消亡
阴山贵种
典午当涂2018-07-04 13:57
7月1日，观察者网转载了澎湃新闻的一则新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网友们就法律和人情的张力问题的论辩很精彩，而且熟读历史的网友“陈三”立刻想到了一个历史典故：
说的就是贞观年间的纵囚归监现象。
把监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和家人团聚，某段时间后再让他们自觉回监狱服刑，整个事件历来被当做唐太宗乃是“仁君”的证据。
不错，李世民的纵囚之举千百年来被塑造成了一种以德化民的典范。
1984年，胡如雷的《李世民传》在提到这个事件时，不无感慨地把此事成为一种奇迹：“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但它只能是执法持平的结果。”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征引一下史料，捋一捋。本文斗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张丰毅在《武媚娘传奇》中饰演唐太宗
此事影响因子最大的要数王称的《东都事略》。首先要指出，王称是生活在南宋的家传史学家，而《东都事略》则是一部纪传体北宋史。它在卷32记载了宋太宗赵光义和臣下的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太宗尝语辅臣曰： “朕何如唐太宗？” 皆曰： “陛下， 尧舜之主也， 何太宗之足云？” （李） 昉独无言， 徐诵白居易诗云： “怨女三千放出宫， 死囚四百来归狱。” 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
赵二想正面肛一下李世民，众臣附和：您是尧舜之主啊，哪是姓李的能比的？只有李昉很耿直，念了一句诗，让赵二深感惭愧。
他念的这句诗，就是白居易的《七德舞》的诗句：死囚四百来归狱！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距离贞观年间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这是他怀念李世民举义兵，致太平的圣君形象而有所感怀。史学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这首诗大加赞赏，认为白乐天老师为了写这首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耙梳各种先帝史料，苦心写就的，而且断定白乐天肯定查阅过《太宗实录》和《六典》。
陈寅恪确立的以诗证史的范式，这里限于篇幅略过不讲。但白居易毕竟是诗人不是史学家，王称则生活在南宋，我们必须要找到唐人的原初记载，辨其面目。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我们找到三段有关释放犯人回家的记录，不妨一切贴出来对照一下：
旧唐书的记载其实只有寥寥几十字：
（贞观六年，632年）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
《新唐书·太宗本纪》这样说：
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 （贞观七年） 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而《新唐书·刑法志》则比较详细：
（贞观） 六年，亲录囚徒， 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纵之还家， 期以明年秋即刑； 及期， 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然尝谓群臣曰： “吾闻语曰 ‘一岁再赦， 好人喑哑’。吾有天下未尝数赦者，不欲诱民于幸免也。
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释放囚犯回家的人数出现了重大变化，从290多人变成了390人。这一点被喜欢搜罗唐史再通古今之变的北宋思想家司马光抓住了，他拿出了小时候砸缸的劲头，不依不饶地考证，认为贞观六年，全国的死囚犯其实只有不到30个。
在这里，笔者怀疑，白居易的“死囚四百来归狱”很可能是北宋人编纂新唐书的一个依据。随着时间的不断往后推移，同一件事纵囚归狱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似乎给现代史学家顾颉刚的累成迭加的历史范式提供了一个显证。
不过，看各种记载，放囚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是贞观六年的年尾，十二月二十二。这是唐代的腊节，也就是冬至后的一个戌日，这一天，家家户户聚会餐饮，有祭祖等活动。
此外，《册府元龟·帝王部》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细节补充。当时，李世民用了“皆放入京，依期而集”的策略。意思是，把全国的囚犯分批运送到长安，在长安由皇帝即李世民本人昭告释放后，统一遣散。
犯人受刑和羁押时游街示众在古代是常有的事情，这里，李世民搞了一个特色特赦，给放囚的犯人们搞了一个大典，在释放他们之前也“游街”了——李世民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基后，他是特别喜欢“亲录囚徒”的，也就是亲自兼任司法部部长，这到底是为何？
因为李世民深受“仓廪实而囹圄空”的古训的鼓舞，认为囹圄空乃是“圣哲施化，上下同心”的重要举措，还可以以此消弭朝堂坊间对他杀兄屠弟，逼父篡位的恶名，弱化对他的皇位合法性的质疑。
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唐太宗以皇帝令直接下达放囚的指令，在德政塑造的框架下，是否在“个人干预司法”的程序上出现问题？即，皇帝有死刑的最高裁决权吗？答案是肯定的。唐律名言生杀之命，人主专之。即便是这样，李世民也把这些要放囚的对象认定为有“重大作案嫌疑者”，是在复审程序内将其暂时释放的。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六年的这一次纵囚至少在他看来是一场“盛典”，颇耐人寻味的是，在终唐一代，却未能大书特书，而是被湮灭在浩瀚的典籍中。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纵囚的事情才成为了新闻舆论的爆点。他不是别人，就是北宋的话题引领者欧阳修。
欧阳修
六一居士老师在北宋初年的社会影响力怎么高估都不过分，是能以春秋决文狱的“学阀”（褒义）型人物。他的《纵囚论》这一篇写得极为精彩，重新发掘李世民纵囚事件这一史料的同时，也给北宋当时的当权者以棒喝。
《纵囚论》这个千古传诵的史论名篇，痛批了李世民的这项举措，原文这样写：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 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上贼下之情”是本文的核心思想。沽名钓誉，虚伪狡诈，一点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却忘了人间大义，牺牲受害者以干誉，用现在很粗俗但和贴切的一个词来说，欧阳修老师认为李世民纵囚就是“装逼”。
靠装逼是无法成三王之治的，这话也是说给北宋皇帝听的。
清代的李伯行在《唐宋八大文钞》中给欧阳的这篇极高的赞誉：“ 求名两字， 勘破太宗之心，便将一段佳话尽情抹倒。行文老辣，真酷吏断狱手。”
无独有偶，明末清初的史学大家王夫之也极为推崇六一居士的论断，他这样说：
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纵囚就是皇帝和公检法合起伙来骗老百姓，你装什么逼呢？
释囚归狱的历史资源
李世民的这项举措，是否是他本人的原创呢？查阅汉、魏晋南北朝所有的正史和野史，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某地方官，从县令到朝堂重臣，私自释放囚犯回家，再让他们定期回监狱服刑的记载简直数不胜数。尤其在各个纪传体史书《循吏传》中，每每歌颂某个官员，一项美名就是他释放过囚犯，而囚犯很有“契约精神”，定期又回来了。
在儒家的施政理念中，法律这个东西是相当消极的，它无法强人为善，只能禁人为恶，必须辅以道德教化。从秦到汉，经历了一个以法家“以吏为师”到儒家“以师为吏”的过程，“狱空”成为善治的一个重要指标。监狱里人多，说明你这个地方人情伪薄，尚未大化，政绩是有瑕疵的。
于是大量的循吏的释囚归狱成为了史学家叙事演化的一个模块，很像评书艺人口中英雄形象出场时候的三板斧，是模式化的，是可拆卸、可移植的叙事模版。
在这里笔者插一句，史家写作，模版和春秋笔法很多都是同构的。比如说某武将很可能冤死，史官又不好明着给他喊冤叫屈，就说他死于背伤复发。于是我们在中古史料中看到很多背伤复发而死的武将，暗指他死的不明不白。
而熟读史书的李世民，极有可能在历史中总结出释囚归狱带来的德政建设效应，只不过，释放囚犯的主角从地方基层官员变成了皇帝。
李世民的自我否定和释囚归狱的“神秘”消失
行文至此，也许会有读者发出疑问，以武功定天下，却力求以文德绥海内的李世民释囚事件，本可以被当时的史官和诗人们大肆传诵，为何终唐一代，却只有白乐天费尽心机，饾饤之学才辑出此事，而且这段历史在唐朝既没有诏令存世，没有名党言论集，背后有什么隐情？
原因就是，唐太宗在纵囚归狱之后突然翻脸，而且翻得比较快，否定了自己的这套文德精神文明建设。
仅仅过了一年之后，也就是贞观七年，唐太宗开会的时候给群臣语重心长地说：
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而且话说得很重：我有天下已来，绝不放赦！
贞观纵囚一事在唐代史籍中被刻意淡化和忽略，极有可能和李世民本人对此事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关系，而且不排除唐太宗亲自过问删帖事宜（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大规模查删修国史的记录：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若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而且唐太宗还拿诸葛亮治蜀做例子，认为诸葛亮理政最大的特色就是赏罚严明，特赦囚犯，是对安善良民的不公平：
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 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 曾不语赦。”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更值得探讨的是，李世民之后的唐朝，再也找不到一例纵囚归狱的例子，和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事例模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仅是唐朝，在之后的历史上，宋元明清七百多年的历史中，几乎很难再寻某官员为了树立自身的 “良吏” 形象，往往会主动实施纵囚的记载，可以说，自唐初之后，中国的德政模式由循吏制向着律令制时代在不断迈进。李世民亲自打碎了自己一手创建的政治神话，历史辩证法也在螺旋上升中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