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之下，是德国社会的深层撕裂！

德国战车还是熄火了。

昨晚0：2爆冷输给韩国后，卫冕冠军小组垫底惨遭淘汰。球迷们为德国队惋惜，哀叹冠军魔咒，但他们没注意到：

这届德国队踢得不好，其实不只事关足球本身。 

输球后，德国中场核心厄齐尔失意至极，他一个人蹲在球场中圈，难掩落寞

下场时，他怒扔护腕发泄苦闷，还与几名极端球迷对骂

注意，是跟“极端”球迷，有媒体说，他们对厄齐尔嚷嚷种族歧视言论，激怒了他。

厄齐尔是土耳其裔德国人，这不是什么秘密。德国国脚中很多人，都是移民后代，德国队因此被称为移民融入德国的典范。

比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夺冠时，德国队中的波多尔斯基、克洛泽是波兰裔，赫迪拉有突尼斯血统，博阿滕有加纳血统，等等。

不过，这些外裔德国球员中，厄齐尔在身份认同方面遭到的质疑，似乎是最多的。

因为他星光最耀眼吗？显然不是那么简单。这背后的一个大背景，是土耳其人已经成为德国社会最大的移民群体，而这个群体的融入问题，一直是德国社会的棘手事。

以厄齐尔为例，他的祖父来自土耳其，到他这儿已是第三代移民。按照德国法律，18岁成年后，厄齐尔选择德国国籍，他在随后代表德国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但在坚定做德国人的同时，他的一些习惯和做法，却也引来争议。比如，他保持了伊斯兰信仰，他坦承自己土耳其语比德语流利得多。在赛前唱国歌环节，一些移民后代球员不跟着唱，而厄齐尔就是其中一位。

就在上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英国，厄齐尔与另一名土耳其裔德国球星京多安前去会面，并赠送了各自球衣。京多安的球衣上，还写着“向我们的总统致以崇高敬意”。

照片公开后，立即在德国国内引来潮水般的批评。

德国右翼的选项党立刻抓住这事，说厄齐尔和京多安是为土耳其执政党的选举做宣传，说这证明德国政府搞的移民融入工作失败。

德国足协主席也明确表态，说德国足协推崇的价值观，没在土耳其总统那里得到尊重，所以，厄齐尔他们的做法，不太合适。

批评声浪之下，马特乌斯、埃芬博格等一些德国足坛名宿，当然也有不少球迷，开始怀疑厄齐尔和京多安的忠诚，甚至要求将两人逐出国家队。

厄齐尔和京多安事后努力澄清，说没给埃尔多安站台的意思，也没任何政治意向。他们主动找德国足协谈话，还为此求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德国主帅勒夫呼吁，该把话题转移到足球上了。但影响显然并未因此消除。

赛前打热身赛时，只要厄齐尔和京多安一拿球，就会听到德国球迷的嘘声。德国舆论对厄齐尔的批评，也从未停止。这也难怪，本就憋着一肚子火的厄齐尔，直接跟球迷干了起来。

有土耳其媒体在报道德国队出局时，用了“埃尔多安效应”一词。作为德国队的中场核心，厄齐尔在这届世界杯前后的境遇，说明现在的德国队，确实受了场外因素影响。

除了技战术层面，球队尤需认真应对的恐怕是，政治议题对一支球队的投射。

足球之下，是德国社会的深层撕裂。

土耳其人在德国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二战以后，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西德经济开始起飞，但由于大量青壮年在战争中阵亡，“招工难”成了普遍性问题。 

在当时，土耳其正经历经济困难，有大量适龄劳动力无事可做，再加上土耳其与德国地理位置靠近，土耳其政府请求西德考虑接受外劳。这一提议遭到时任西德劳工部长布兰克的拒绝，理由是担心土耳其外劳会变成移民，以及土耳其人信奉的伊斯兰教可能会在西德引发社会矛盾。

但是，当时正值土耳其刚刚加入北约，西方阵营希望加强内部团结，把土耳其打造成对抗苏东阵营的桥头堡，要求西德接受土耳其劳工。在压力之下，1961年，西德同意引进土耳其外劳，但同时定下四条规定： 

1. 只限于未婚人士。

2. 家属不得来西德和外劳团聚。

3. 劳工签证最长为二年，不得延长。

4. 只限于来自土耳其的欧洲部份。

从此开始，十数年间，有超过80万的土耳其人来到西德，他们干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粗重体力活、所得报酬也低，但总比在土耳其没有工作要好，所以吃苦耐劳、极少抱怨。

对资方来说，这些土耳其劳工钱少活多，又不像本地工人整天闹事不好管，重新聘用其他劳工也要付出培训成本，两年签证到期后，大部分资方热心帮着土耳其人延长签证。而土耳其人也已经适应了在德生活，学会了德语，不愿再回土耳其，他们打破不得与家属团聚的规定，用各种办法把兄弟姐妹也带来西德。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西德经济陷入停滞，终止了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多国劳工协议。大部分来自南欧以及其他国家的劳工都返回了本国，只有土耳其人留了下来。此时，西德人出于对尊重家庭的考虑以及企业主希望稳住雇员人心的要求，使当初不得与家属团聚的规定已经名存实亡。

1974年，西德政府改变政策，土耳其外劳获得家庭团聚签证，这进一步激励了大量土耳其人拖家带口而来，在西德生儿育女，他们形成自己独立的社区和文化圈，说土耳其语，开土耳其超市和餐馆，维持伊斯兰教信仰，著名的土耳其烤肉就是在此诞生的，在德土耳其人的社会融入问题就这样在德国扎下了根。

土耳其人在德长期从事本地人看不起的劳动密集型以及低端服务型工作，生活习惯与本地人也格格不入，树起坚固的刻板印象。本地人怪土耳其人不懂礼貌，坐车时大声喧哗，对待陌生人不用敬称。这种生活中的点滴日常长年累月加深了土耳其移民的二等公民感。

2013年，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一篇周刊史上首位女土耳其编辑撰写的文章。主标题是：土耳其化，副标题是：我为什么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

文章叙述了她14岁时参加德国人聚会所遭遇的情形：她被一堆人围着问，“你愿意和一个没有施行割礼的人同床共枕吗？你爸妈允许你有德国朋友吗？你的父亲和你谈‘性’这个话题吗？你愿意哪怕一次尝试下猪肉吗？你喜欢有包皮还是没有包皮的男人？你的父亲打你吗？或者你的父亲只打你妈妈？”

她觉得自己出生在汉堡，父母努力地把她变成德国人，可是德国人却一再地把她定位为土耳其人。一方面很多民间组织致力于帮助土耳其移民融入德国，另一方面德国人却把在德国土生土长的她一次次拉回土耳其的位置。

针对这篇文章，有愤怒的德国读者写信给编辑部，指责女编辑“太嚣张”，是德国人将她的家庭从贫穷里拯救出来，她为什么不心怀感激？如果德国人不让她的祖父母过来，她现在可能会裹着头巾，有6个孩子，绝不可能给明镜写文章，特别是当她连写的权利都没有？她没有资格利用这份工作不停地诋毁德国人。

这样，在德土耳其人问题陷入一种死循环，本地人指责土耳其人：你们不知对德国感恩，你们到底忠诚于德国还是土耳其；而土耳其人反怪本地人：你们根本不把我们当德国人，凭什么让我们效忠。

进一步地，由于二战原因，德国政府特别重视少数族裔平权以及政治参与，而土耳其人又是在德少数族裔中最乐于政治表达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大声反对种族歧视，一方面对土耳其国内政治表达意见。在勃兰登堡门前，时有土耳其人身穿奥斯曼帝国军服游行。这极大刺激了德国的保守群体，他们高呼，奥斯曼帝国没有靠军刀和战马实现的，土耳其裔要靠游行实现。

这种矛盾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上达到了顶点。

在德国人眼中，遏制住叛乱并改行总统制的埃尔多安是“残暴的独裁者”，但在土耳其裔看来，在经历多次军事政变后，是埃尔多安为土耳其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推进了土耳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土耳其人担心，如果没有埃尔多安，土耳其会陷入像伊拉克或者叙利亚那样的内战。

埃尔多安出身“农民工”聚集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与许许多多在德下层土耳其裔是“老乡”。在土耳其，提倡世俗化的社会精英看不起戴头巾的清洁女工，而土耳其裔看到，埃尔多安上台后，他的妻子也带头巾，这给他们与埃尔多安之间加深了一层亲近感。他们把德国媒体连篇累牍对埃尔多安的批评，看作德国人对土耳其的傲慢打压。

在双重刺激下，在德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达到很高比例，去年土耳其公投期间，140万拥有投票资格的在德土耳其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在投票站排起长队。

埃尔多安为肃清政变势力，一再提出重新引入死刑对付叛国者的话题。在德土耳其人顺应埃尔多安，在科隆集会上高呼土耳其引入死刑。这在德国看来，已经与其价值观严重背道而驰。德国著名左派新闻出版人雅各布•奥格施泰因在《明镜在线》撰文猛批：这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德国人呼唤独裁政权？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厄齐尔和京多安会面埃尔多安为何在德国掀起这样大的波澜。京多安献给埃尔多安球衣上写的“我们的总统”，正是在德土耳其人在政变后力挺埃尔多安的口号。

人心不齐，不如土耳其。

在世界足坛，德国队之所以被称作“战车”，是与德意志历史与民族性格深切相关的。坚韧、隐忍、团结至上、服从集体、同进同退，配合如同钢铁战车一样紧密，这个外号在精神气质层面的意义，远大于技术风格。在外界看来，这种精神气质是德国队得以在技战术潮流不断变化的时代斩下四座大力神杯的根源。

我们无法具体知道，场外因素是如何影响了厄齐尔和他的队友，我们无法窥见球员场上表现之外，那水面下的更衣室和训练场更大的冰山景象。但我们知道，对足球这样高度讲究配合的运动而言，团结就是生命，球队内部的不团结是湮没无数“剑客”，摧毁一切“战舰”的终极武器。

足球脱不开政治，国家队是缩小版的国家，而世界杯就是战争，如果一支球队的团结和统一如同生命一般重要，是决定他是否能走到最后的关键，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