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川君赠汉典,带你走进中日三百年的那些“佚存书”

昨天观察者网的一则综合报道上了头条:日本前首相向中国捐赠4175册汉籍,含失传千年唐代典籍。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此次捐献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向中国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

经籍也,乃政化之黼黻,圣哲之能事。东瀛友人此举可谓功德无量,彰中日友好亦壮文坛盛事。

这批典籍中,包括了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的《群书治要》,共25册。这25册本的《群书治要》,涉及到文献学中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话题:佚存书现象

佚存书这个词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佚和存矛盾了,但这个称谓很妙,也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年)至文化七年(1810年),绰号天瀑山主人的日本人林衡(他可是林家第九代当主)陆续刊行了《佚存丛书》,这本丛书搜集了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不少文献,为中日文化交流立下大功,佚存书的概念也逐渐在日本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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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笔者插一句话。几天前一篇文章谈石峁古城的时候,笔者点出,很多跨地域的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很可能是双向的。A和B在交流中,A有B无的东西,由A传向B之后,A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兵燓或者自然灾害等失传了,一段时间后反而由B再反哺给A。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太多了,而且笔者还举例中土向古印度反向传佛教经典的例子。

但下面有读者喷我给华夏文化的源头“胡乱找爹”,这个实在是冤枉了。

 日本前首相捐书这个事,也有读者在下面抨击说之前侵略中国抢的,现在又还了回来,更是无稽之谈。这里笔者斗胆稍微谈一下这个《群书治要》在中日之间的流传经过。

佚存书其实并非日本人原发性的创造,林衡在编《佚存丛书》的前言中,提到宋代大思想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时经未焚,佚书百篇今尙存。

而且林衡在前言的结尾这样发自肺腑地说:余尝读唐宋以还之书,乃识载籍之佚于彼者,不为鲜也……因念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

从这一段来看,日本当时的藏书界对中国当时的文献学有相当高的辨识度和把握度。给某个典籍下已经“亡佚”的判断,并不像医生判断某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一样那样简单。

从18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学界纂辑出的佚存书陆续有一些返回华夏,比如《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古文孝经》等等,具体到这本《群书治要》,可谈的点依然很多。

首先说,细川归赠的这部版本的来源,底本其实是金泽本。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五年(631)由魏徵等奉敕编撰的一种群书节钞汇编,该书摘录六十八种唐前古典而编为五十卷,其采摭的内容主要涉及治国要领。该书编纂后深得唐太宗的欣赏,然而唐皇室逐渐失去了对此书的关注,于是自南宋以来中国久佚道东渡到日本,以后此书主要在日本皇室与博士家的圈子里流传。

大概到了八世纪中叶,此书通过日本遣唐使行的渠流传到了镰仓时代,掌握日本大权的武家势力逐渐体会到文治的效用,积极吸收律令时代的文化遗产,《群书治要》金泽文库本也是京都贵族文化移植到镰仓幕府的最著名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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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的日本

《群书治要》金泽本大概是在13世纪中叶抄写的,当时《群书治要》还有多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皇室文库和博士家。但是由于日本南北朝战国时代的兵燹,江户幕府刚刚建立的17世纪初,仅有金泽本保存下来,成为比较完整的《群书治要》之孤本。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日本战国时代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德川家康。作为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他拿到金泽本的时候已经不是全本50卷了,散佚了第四、第十三和第20卷,剩下了47卷。

德川家康也是个爱书的人,思前想后,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几百年后的学人可能都见不到这本珍贵的《群书治要》了,于是投资重金在1616年重印这本书。这就是《群书治要》骏河版,是日本最早的铜活字印刷出来的,很是宝贵。

当时日本铜活字的技术不是很完善,印刷的时候缺字错字不少,给后人的校勘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而且比较遗憾的时候,德川家康之后,《群书治要》被日本高级政界束之高阁了。


笔者在另一篇谈墨子的文章中提到,某一种或者一类文献重见天日需要一些机缘巧合。

18世纪,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个绝对可以大书特书的时代,彼时中日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朱子学、阳明学这些宋明新儒家传到日本后登堂入室,蔚为大观,一时间成为绝对的显学,当时一流的日本知识分子都以注疏朱子阳明为荣耀。注疏学的发达催生了古学等文献学的复兴,这时候,有藏书癖的人越来越多,《群书治要》也才有了二次生命。

细川献出的这本,就是德川家康之后的第一次重刻本。天明七年 (1787),日本尾张藩版印了 《群书治要》校勘整理本,该本是现在最为通行的《群书治要》尾张本。

这个尾张本质量极高,用了金泽本为底本,又用了古写本参照,再相校合,校勘相当扎实。

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在细川献书之前,国内是已经有的,而不是孤本,也说不上新闻标题中所言的“失传”。

乾嘉时代,东南沿海一带的文人手中是有《群书治要》的。

这本书在晚清重新传入中国,和一个叫鲍廷博的人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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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年谱

鲍廷博为乾隆年间的歙县秀才,亦勤学好古,不求仕进,喜购藏秘籍,久之,藏书甚富,他立志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把一些搜集濒危书籍,做了一个集刊。乾隆四十一年,这本书传入了日本。

有趣的是,《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古文孝经》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找到并且收录的,这本集刊传到日本之后,相当于《古文孝经》重新回到了日本。

当时《知不足斋丛书》收入日版的《古文孝经》的时候,给他做序的卢文昭看到后欣喜若狂地说:

此书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复得之,此岂非天下学士所同声称快者哉!

然而最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当《知不足斋丛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发现日本原有的古本(1732年太宰纯注释的《孝经》)反而找不着了。

所以,明清时期中日学术交流出现的种种有意思的逸事都颇堪玩味。

《知不足斋丛书》和《群书治要》的关系在于,前者收入了尾张藩学明伦堂教授冈田挺之的《郑注孝经》(由此可以看到,鲍廷博为了搜罗各种濒危物种,是花了多大的心思,他的目光是放在整个东亚而不仅仅是诸夏之地的)

《郑注孝经》的来源就是古本的《群书治要》。

嘉定有一位喜欢藏书的秀才钱侗也由贾舶获得一本《郑注孝经》,另行刊印。而且钱侗一眼就看出,《郑注孝经》是从尾张本的《群书治要》里摘出来的,他在写给鲍廷博的信中,这样说:

此本廷之后跋称,考《群书治要》,凡五十卷,唐魏郑公撰,《郑注孝经》一卷,其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七年刻本。 前列表文亦有冈田挺之题衔,则此书即其校勘时,所录而单行者。

可见,《群书治要》在乾隆嘉庆时候,在江浙一代是有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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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参观“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

清末华夏道衰,纲纪散乱,隳紊旧章,百年乱世,中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中日友好四十周年之际,细川君赠汉籍留下一段珍贵汉籍流通互传的佳话,足慰百年前皕宋楼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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