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曾是怎么妖魔化游戏的

来源:触乐网 作者:胡又天

1980年代,虽然“反共抗俄”这种口号已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渐渐在我国台湾地区销声,但国民党所讲的传统儒家思想加近代“国族主义”,以及大学联考“一试定终身”的升学主义,仍在社会上居于主流。新兴的电子游戏,当年叫“电动玩具”,也纷纷被视为妨害风化、教坏小孩的洪水猛兽。

电子游戏出现后,一部在台湾地区同步妖魔化游戏的历史也徐徐展开了。

■ 电动玩具的发迹

1988年解严(戒严解除)以后,“国家主义”失效了,但升学主义还很坚挺。那时“电动间”(街机厅)在电视与报刊上经常被描述成藏污纳垢的地方,不但有香烟、帮派、赌博,甚至还有毒品。例如有报导说,电动间老板在空调风口放安非他命(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冰毒的结构与之类似),配合当年铺天盖地的反毒倡导(包括电视剧、电视广告、校园宣传、报章专题),更加放大了家长的恐慌与敌视,迅速超越了“撞球间”(又称“弹子房”,撞球即大陆所称的台球)之为不良少年聚集场所的名声。

这些恶名并不都是冤枉。1980年代,作为“经济奇迹”的副产品,台湾地区民间赌风炽烈,除了最厉害的“大家乐”(依托当局发行的“爱国奖券”的地下六合彩及各种变体),还有各种赌博电玩机台。一开始是进口,然后本地强大的电子业者迅速盗版量产,什么扑克机、老虎机、麻将机都不在话下。其中最流行的一款,是看起来比较休闲的“小玛莉”,投5元或10元硬币(当年一包零食或饮料的价格)就可以玩一道,最大奖也就50或100元,小奖看店老板怎么设定。

到80年代末,“小玛莉”已经泛滥全岛,遍布街头巷尾的杂货店中,老少通吃,不少小孩子都在上面输过一堆早餐钱、零用钱。至于认真经营的电动间,更不乏混搭一般机台和赌博机台的搞法,据说只要疏通好黑白两道,回本极快,是无庸置疑的暴利行业,各种恶性事件当然也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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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张图就是警方查获这机台所吃掉的硬币,有9600元(图片来源:台媒)

1988年的电影《天下一大乐》刻画了当年大家乐泛滥全台的怪现状,猪哥亮、卓胜利等主演演得入骨,因为现实中他们自己就曾经如此疯魔,输到欠下一屁股债。《天下一大乐》的片头曲由蔡振南作词、作曲,以传统民谣常用的七字调为基底,配上轻快滑稽的现代编曲和廉价秀场感十足的女声Echo,在音乐上虽非惊世之作,作为电影主题曲却是极为称职。

视频约1:08处开始的片头曲。我们现在也应该照这等路数,写它几首针对氪金游戏怪现状的歌

扯远了。1990年左右我上了小学,受到宣传的影响,也就下意识地对外面的电动间产生了排斥感,而且是非理智地觉得它“乱”而不想靠近或打听。理智上,我讨厌烟味、讨厌噪音(那时游乐场音响都开得很大)、讨厌花钱,所以宁愿在家玩电脑和任天堂,并且还有些自得于自己又守规矩又能玩。

老哥大我4岁半,上中学后,就有比较多和同学一起去外面打电动的经验,我记得他得意地跟我讲过各种赛车游戏,那种手握方向盘的实感与反馈确是家机与PC所不能及的,然而我玩过一两次都玩不好,便没有和他那个年龄层的人一样,把去外面打电动视为一件颇酷的事,一种青春期的小小叛逆。

当然,不是所有电动间都乱,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台北最时髦的忠孝东路SOGO百货地下室里就开了一大片电子游乐场,爸妈带我们去过几次,那里禁烟(虽然还是很吵),不放赌博电玩,也有不少亲子同乐,形象相对好,似乎和那些坏事不沾,但这种能借着“百货公司”标签的时尚感洗白的店家只是少数。据说,1996年,台北市电动间的数量达到了最高峰,超过3万家。

这里且不去细细查证这个统计数字,只说一个能让大家比较有画面感的场景——补习班。升学主义之下,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没几个同学是没补过习的,台北市补习班最密集的区域是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这当然也就成为了电动间的一级战区,据说当年新光三越百货大楼后面一整排都是。有一些中学生,因为想晚上在外面打电动,跟父母说想去补习,父母看他有上进心也就乐得掏钱。


补习班这种地方会汇聚前段学校到后段学校的各种学生,从有实力上前三志愿的,到只是来让家长花钱买安心的,都有,于是周遭电动间的龙蛇杂处,也就不在话下。如果你想投合家长、老师的痛点,取个电子游戏荼毒青少年的证据,到那种地方随便一拍就有。

中学生顶着联考压力打电动,大学生没人管了更厉害(当然也有人因为没人管,不再具备反抗意义,所以反而打得少了),2016年我看到一篇政论作者“人渣文本”的演讲,忆述说当年台大男生宿舍实行过学生自治制度,于是他大学4年,男生第一宿舍出现过“大型电动间、漫画店、6桌以上的撞球台”,搞到学生自治委员会竟能弄到100万新台币的年收入,并且派生出了各种暗盘政治。

到这里,“教坏小孩”这种指责就不再适用了,因为我这些校友是带着充分的自觉在搞这些的,他们很多人后来就在政坛混到一席之地,各有一分从外部或内部把国民党搞垮的功劳。这也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又一章。

言归正传。为什么1996年是台北市电动间的最高峰呢?因为那年曝出了一个“周人蔘电玩弊案”:经营数十间赌博性电玩店的周人蔘,长期行贿警察及检察官,行贿金额达数千万元,圈内相谓“吃人蔘”。此案涉案人数多到警界大地震,当时新闻报得很大。

借此机会,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即于1997年推动修订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其中有一条尽显其律师本事的“1000公尺条款”:凡申请游乐场执照的业者,店面必须距离学校、医院、图书馆1000公尺以上。这1公里的圆划下来,大概就只剩郊区、山上没被划到,等于完全禁绝。于是街机厅在台北市迅速绝迹。

台湾地区基本禁赌,所以赌博电玩被禁并没有争议,但一般的街机也因此而受了牵连。其实社会大众对此并不是没有概念,我们年轻一辈也多觉得赌博电玩是那些中老年人在玩的,从游戏性上来说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根本比不过那些精美刺激的格斗、动作、射击、赛车。我们从小跟这些东西一起长大,也容易接受家机和PC上复杂的角色扮演、策略、冒险等游戏类型,上一辈人就不懂也没兴趣。能老少通吃的非赌博游戏,印象中似乎也就只有《俄罗斯方块》。

总之,要区分什么游戏有害,大家是认得清的,只是有不少人想要不分青红皂白全面查禁,而当年陈水扁的做法可谓高明:既不吃力不讨好地去区分机台的种类与良莠,也不背一刀切的政治恶名(毕竟他很重视年轻人的选票),而是用“1000公尺条款”釜底抽薪,达到事实上的封禁效果。

至于区分游戏机的任务,就留给立法机构,这项任务直到2000年1月才出了成果——《电子游戏场业管理条例》,将游戏机分为3种:赌博电玩被定义为“娱乐类”电子游戏机,一般的游戏则被定义为“益智类”电子游戏机,还有一种“钢珠类”,就是柏青哥或各种小钢珠机台。

这个分类方法当然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后面执行起来也造成了各种不满与不便,例如到马英九、郝龙斌的市长任期时,台北车站地下街和很多商场也又出现了时下流行的《太鼓达人》之类音乐游戏机台,我不太清楚这之中的监管情况,但我看过有业者贴出过自己设计的音乐机台,在向政府申请登记时用的是“训练机”之类的名目。我印象中,也没有什么人抬杠叫嚣说“电动间”又回来了,怎么不禁?或者:为什么其他类型的非赌博街机不能也都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会再说。下面先讲回街机文化衰落之始的1997年。

台北市这一大刀,如果按寻常套路来讲,此时应该是家长、老师、社会贤达之类的群体开心叫好了,年轻人,特别是街机爱好者沮丧并且记恨陈水扁了,然后逐利的业者尚不死心,仍在地下继续营业,等等。

然而时代的发展太快了,总能超越套路。周人蔘案和街机厅的封禁,对电子游戏在台湾的发展影响并不大,因为有另一个同类出现,无缝接轨地接过这市场了。这个同类,你应该能猜到,就是网咖(网络咖啡厅,大陆称网吧)。

■ 网咖时代

检索资料,世界上第一间网咖诞生于1994年的英国,台湾地区的首家网咖“超新星网络咖啡厅”也在不久后(具体时间待考)于台湾大学附近设立,当时尚未流行线上游戏,网咖仅提供上网服务和简单的点心,或者传真、影印、扫描等业务。

其后至1998年左右,有一家“战略高手”在忠孝东路黄金地段开业,一小时90元新台币,生意火爆一时,彼时最红的游戏是《星海争霸》(Starcraft,陆译《星际争霸》)和《世纪帝国》(Age of Empires,陆译《帝国时代》),到1999年,更有《反恐精英》和图像化的大型线上多人角色扮演游戏《石器时代》等等杀进市场,这就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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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战略高手开在这阿波罗大厦二楼,邻近捷运忠孝敦化站和美食群聚的216巷,现在改成牙医了(摄于2018年6月18日,回家出差,顺便来拍)

我高中三年是1998到2001年,亲历了网咖的全面兴起,我们同学把去网咖叫做“连线”,放学去连线,翘课去连线,晚自习累了去连线,我们师大附中947班和956班一批常见班底给自己取了个浑号——“四五六七大队”,我们班的林恩立更曾经跟人组过战队打《CS》得到某比赛冠军,赢了几万块,后来我们跟他连线,真的完全打不过他。

网咖一间接着一间开,价格也迅速下滑到一小时30至50元左右(在外县市则有低到20元的),甚至我们学校附近的“OPEN撞球运动馆”也进了一批电脑,服务多校学生,让你挑杆(打撞球)、连线一次满足。林恩立挑杆也很强,他说平常会和他爸挑杆。这位开明的家长年轻时应该也没少玩。顺带一提,我们师大附中是前三志愿的名校。


街机被禁又怎样?还有家机(旧称“电视游乐器”),以前都没禁,现在更禁不了。即使家长可以不让孩子碰游乐器,总不能不让他碰电脑,而学校就有电脑课。

也许偏乡里还有比较多的人没碰过电脑,但在台北市,应该说每所学校每个班,都能找到一堆比老师还厉害的,能使出各种手段破解电脑教室的禁制,往里面灌游戏,甚至做到局域网联机对战,我们班高一电脑课就在连《雷神之锤》(Quake)一代,或者上MUD打《万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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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1997年的《Quake》同人漫画《弹客与屎客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Dank and Scud),共5期,作者Michael Houston,当年我在《电脑玩家》上看到报导就去追连载了。这个21年前的古早网页如今还在

“1000公尺条款”算什么?管得到游戏器,管不到电脑。电脑也可以拿来做正事,电子业更是台湾地区引以为傲的最强产业,没办法像街机、家机、撞球那样简单地妖魔化。对我们学生来说,既然电脑是正经物事,去网咖也就不像以前去电动间或撞球间那样有罪恶感,或是怕被贴不良少年标签的心理负担了。

这也要归功于战略高手开的一个好头,它位居黄金地段大厦二楼,窗明几净,禁烟,而且每台电脑都配耳机,不会吵到别人,第一印象就没有以前那些小型电动间的肮脏吵杂。特别是“禁烟”这一点非常重要,吸烟与否是区分好学生与不良少年的重要标签。我虽要求自己不歧视吸烟族,但总是很讨厌烟味的,撞球间和以前的电动间都有烟味,所以我不想去,但网咖我就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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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战略高手忠孝店搬到附近的地下室了,已无昔日之风光,就是普通的一间网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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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起眼的门口广告

非常欢乐的是,那几年,青少年飚车族和帮派问题是常见的社会新闻头条,我们不少人在学校附近看到过染发的重机(重型摩托车)骑士呼啸而过,你多看一眼还可能被车上的人大声呛:“看啥洨!”──洨,音xiáo,正字为“潲”,闽南语“精液”的普通话转写。然而在网咖与在线游戏兴起以后,飚车族似乎就消失了,改去打游戏了。

当然,那么多机车和帮派都还在,只是不在现实世界里闹事了。结果机车在除掉飚车族之类的不良标签以后,也变得阳光正面了起来,毕竟机车在台湾地区是重要代步工具,我上大学开高中同学会时最常见人谈的就是机车。印象最深刻的一则新闻,是一群大学生组车队上山游玩,被山上开杂货店的阿嬷飙脏话大骂,阿嬷的脏话飙得非常流利,同学大感佩服,个个虚心受教,表示下次还来给她骂,阿嬷叫他们注意安全。就连脏话也变得这么温馨了,虽然不能说这是电子游戏的直接功效,但我们可以从这各种“标签”的粘贴与脱落中,读出很多耐人寻味的风气演变。

网咖当然也不是没有引起过卫道人士的指责,但彼时的台湾社会,在话语权的争夺上,保守派已被广义的自由派压了下去,虽然保守派人还很多,但是难以服人,声势节节败退,就像老国民党。政治上,李登辉居大位搞本土化和教育改革,正要凭借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来取代老国民党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让台湾地区不能再对青少年宣讲“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口号。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似乎不再妖魔化游戏的原因──并不是大人醒悟了、偏见消除了,而是持这种意见的人声音大不起来了,偶尔叫一下也都会被盖掉。

大人于是只剩下色情、暴力的标签和“沉迷游戏—读不好书—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这种经济理由可以妖魔化游戏,但如果要讲经济,一旦游戏产业变大,而传统的升学谋职信道又愈来愈难走,那么这种责难的链条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游戏业也算不上什么救世主,但反正大家都没有挽救台湾地区经济的办法,有也实行不了,而游戏业再怎么差也起码有在实作,又有许多带动上游厂商的实绩在,所以从功利上来讲,游戏也就不能说不是一门正当行业了──虽然也是又累又难赚。但正因游戏业远远没有玩游戏那么爽,甚且很能和其他行业比惨,而民意多是同情惨、鄙视爽的,所以也愈来愈多人愿意承认游戏是正当行业了。这说起来很没道理,但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也没什么人想去吵音乐机台该算什么样的游戏机了,就看什么时候还会修法,再修出另一个以舆论和行政为主要考虑,而与现实需求不符的结果吧。

■ “我们都长大了”

上面还没讲到色情、暴力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家长团体以保护儿童、青少年的名义,抓着各种游戏与广告的软色情表现或暴力要素来抨击,也每能搏到一定的版面,有其政治能量。然而现实是,这里我想说得彻底一点:我们大多数会掏钱的人,是热爱色情与暴力的。这方面的对话与辩论也展开过不少次,但不管我们怎么辩,心里那条基本底线是不会变的,就是“我不要”和“我要”,所以没有人可能被说服,表面上的一切都只是在琢磨一个说得过去的讲法,而其实大家也不怎么想在乎这些表面文章。

“难道我们可以为了赚钱就让这些东西泛滥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力的诘问,但是重复太多次,便容易引出一个气人的真心答案:“我觉得可以”或者直接骂他“白痴”。或曰有不少人因为沉迷游戏而荒废正事,这是事实,但如果你要拿这点来打整个游戏业,你会得到呛声:“自己教育失败不要牵拖游戏。”“会沉迷的人不迷这个也会迷别的。”

沉迷的确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我们不会想得出一个我们不乐见的结论,更忌共识得出后会被得理不饶人的讨厌家伙拿来压我,所以我们宁愿保持这种对抗而不对话的各行其是状态。即使真要讨论,也要确定他是自己人,确定我们的确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搞风搞雨的,然后小心不让这个结果能被拿去当把柄。所以我们个人的处事智慧会增长,但群体很难。

台湾地区的问题,往往不能通过理性的沟通辩论来调解,却能通过各种旁行斜出的手段或天外飞来的暴力,使争端被转移,把争议给不了了之;有办法的人各显神通、各钻漏洞而得其所哉,没办法的人就随他去徒呼负负吧。电动间被“1000公尺条款”盖掉是这样,网咖的代兴也是这样。到2007年iPhone问世,手机游戏大兴以后更是这样。这几年,长辈也开始拿平板电脑玩游戏,一个个变成小孩了,而我们这一辈长大成为社会中坚了。时间是最大的暴力,没有人能撑得过它。

我们每每能从这样的世态炎凉中,感到人类就像是一座座孤岛。我们勉力用文化来连结彼此,而今游戏能让我们感觉连成一片,互相取暖。我想,如果要认真从情感层面来说为什么现在台湾比较少妖魔化游戏了,那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离离落落的网络时代,愈来愈能体会这种认同上的匮乏,以及游戏所能造就的慰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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