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创作与资本预算如何平衡？青年导演们这么看

导演，是一部作品的灵魂人物，而电影，却需要整个团队来成就。

这其中，负责艺术创作的导演与从资本层面不得不控制预算的制片人之间，常常会有“微妙的拉锯战”。如何寻找艺术创作与预算限制之间的平衡，则成为了每位导演，尤其是青年导演面临的难题。

在6月19日下午，上海电影节的“中国电影新力量：我的2035”论坛上，《超时空同居》导演苏伦表示：“不妥协。肯定不能妥协。但有一点，自己要非常清楚要的这个东西合不合理。”

她以自己拍摄《超时空同居》为例：“这个电影因为有一个奇幻的元素在，我就希望有一些代入感，就不需要很假，我的四套景就需要实搭，而不是一套景。也是因为和制片人沟通了很久，大家觉得明明你可以用摄影的角度实现，为什么要搭四套景。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也跟制片人沟通过，我不搭在常规摄影棚里面，我们搭在厂房里面，我满足了四套景，其实都是有一些方法。”

对此，制作人出身的主持人藤井树深表赞同：“其实都是在找各种解决办法。你说的很好，是有一个游戏规则的，电影一定是这样。制片人其实是给了你一个圈，好的制片人会保护导演的创作，同时又知道圈的边界在哪里。创作本身没有边界之后会导致所有环节的失控，但好的制片人又不回来干涉或者说限制导演在艺术上的创作，一定是加分的过程。”

回顾今年上半年，关于电影，关于资本，我们听到不少负面新闻：

2018年柏林电影节《大象席地而坐》入围，而导演胡波（胡迁）已于四个月前自缢身亡。

导演黄璜，长文5000字，呼吁大家抵制他的电影 《西部风云》。

导演萧锋，历时8年，被2011年开机的《大轰炸》“炸”成“中国最穷导演”。

前天晚上毒舌电影微信公众号再采《大轰炸》的创作故事。

导演的用心，的确值得称道，但诸如此类的新闻，无不让影视创作者们心痛，让影迷万分惋惜，也证明这样的拍摄理念，并非发展的长久之计。

前两天，中国电影产业大佬齐聚的上影节“新时代的中国电影论坛”上，博纳董事长于冬向中国导演们开炮：“中国导演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幸福的，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受预算的限制，越来越不在意制作人的约束。”

我倒觉得在今天下午的论坛中，戛纳入围短片《延边少年》的青年导演魏书钧的建议挺有道理。

“这些年我也看到一些作品，两个极端，压榨新人导演，给你30万拍一个90分钟的长片，也有反过来压榨的，导演说什么是什么，最后这个东西就失控了。我觉得两个极端都是不健康的，还是要有更好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导演要更职业，制片人也要更职业，更懂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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