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争锋:如何用传统文化解释中国今天的成功?

【艾瑞巴蒂大家好,还记得上周末的思想者论坛吗?会议君又来继续报告了。接下来会议君发出的内容都比较零散,主要是各位与会嘉宾的点评发言,当然都会挑选最有意思、最有启发的内容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一起参与讨论。

今天要分享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智库研究中心主任高健和北京大学教授,纽约大学教授、中国中心主任张旭东的点评,两个人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智慧”展开讨论,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观点交锋吧。以及读者君们,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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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听到很多专家谈的一些问题,我谈一下我的感想。我注意到文扬老师和王绍光老师谈40年来我们的成功经验,文老师更希望从治和乱这样的中国历史维度谈问题,更愿意把我们当前的政治成功归结为我们的历史文化因素。而王老师讲到社会主义概念,特别强调它本身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逻辑上东西,而是实践的方向性问题。该如何来看待两位老师的观点呢,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矛盾?

我个人觉得并不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因为其实梁先生谈过中国政治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一治一乱”。我听下来有一个想法,似乎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智慧来解释这个问题更加合适一些。我特别想说一点是中庸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中庸”不是平均主义,这里的“庸”不是“平庸”,是指庸长,是恒定原则和恒长原则,这个变和不变是统一。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智慧有非常深刻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很注重文化修养,据我个人了解,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马克思主义。

谈到社会主义,其实刚才谈了很多,有老师提到民本思想是我们执政到今天非常重要思想。习近平同志执政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全国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党对这一点有深刻理解,当年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怎么跳出历史周期论,我们找到的方针政策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回应来自民众的需求,这是党的执政智慧,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还是习近平时代,我们都在非常严格地遵循这个原则。

王绍光老师谈到我们总是不断实践,这个本身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思想。中国人讲道路的时候不是西方的抽象道理,一事是一理,事和理不分。

第二点我想回应一下鄢一龙教授谈到对资本批判,这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其实今天美国一个最大问题在于,美国是世界上被资本操纵最明显的国家,所以我很怀疑美国未来在政治意义上还有多少余地。但是鄢一龙老师谈到我们党要在超越的维度上来引领民众走向超越资本的原则。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危险,因为如果民众或者是文化内涵当中,不具有超越资本文明的文化制度,党提出这样一种超越资本文化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空中楼阁。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制度?我认为是有的。我们中国人理解幸福和自由这两个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资本的超越是先天有一些文化基因存在的。我们对待物质的态度与西方不一样,我们文化传统精神当中有很多对物质基本原则的讲法。我们讲社会主义,没有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命题,社会福利命题,政治制度合理性问题,根本意义上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命题。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能够创造一种真正具有文化生命力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们同样也一定会创造一种真正的文化生命体,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汤因比晚年认为中国文化最有前途,中国文化可以为世界走出资本主义文明带来某种可能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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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几位老师发言质量都非常高,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党何以成为党?党本身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分析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治理等等方面,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接受一个假定,比如只要取得政权就是党,我认为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化,我们没有做到在这个问题上考虑深度。党自己怎么样,他的自我教育,自我生成,自我发明,甚至是自我毁灭,这个创造性毁灭是在实践、在历史过程当中历练而成的,每次成为自己的时候,跟以前是不一样。正在这个新旧张力当中党成为党,而不是坚持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共产党,这是毛、邓给我们的正面经验中,我们应该吸取的非常积极的东西,而不是不能碰的东西。

刚才谈到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这个提法是比较新颖的,以回应鄢一龙关键问题——资本问题。鄢一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非常重要,谈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谈和资本、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因素,以及中国文化甚至是中国文明内在因素有没有和资本形成一种历史上的张力,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但是谈中国文化,同样要避免把中国文化形而上学化,就好像我们天然有一种中国文化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国人,不是两千年前中国人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古今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方式,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大家印象当中中国海外游客那种疯狂的、低俗的、贪婪的购物,就足以说明问题。在金钱、物质方面,中国文化、历史是在斗争当中不断生成新的认识的。

所以,如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假定党是恒定的;探索党的性质、党的自我界定的时候,假设中国文化又是可靠的东西,这都是靠不住的,是一种前批判、前理论的态度。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应该非常有意识地避免这个问题。中国如果还有理论上的创造力,我觉得恰恰是有可能在今天的实践当中把这个问题打开,而不是说我们有一种天然比别人优越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党,因为我们有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可能性和社会活力多样性地释放,这样的讲法会把我们的思路越讲越窄,这是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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