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老子66：什么是“以智治国”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问道老子66：什么是“以智治国”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现代流行版本《老子》第六十五章原文：“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时候善于道法自然以正治国的人，都禁止民众奸诈狡猾投机取巧耍小聪明，而是教导大家保持纯厚朴实的本色。一旦奸诈狡猾投机取巧耍小聪明的歪风邪气抬头，民众就很难统治了。因此，靠奇智权谋治理天下的当政者，本身就是祸国殃民的元凶。不用智巧权术治理天下的当政者，才真正能够为人民谋幸福。深知这种“愚公治国”与“智叟治国”的利害区别，就能形成道法自然以正治国的法则。坚持学习和应用道法自然以正治国的法则，就称得上是修行天德了。天德太深远了，这是万物返朴归真的极致，然后才能够完全顺应自然法则。

    对此，我们还是先要复习一下《老子》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朝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段话的大意是，道法自然以正治国，以奇谋用兵，以不扰害人民的方式治理天下。我怎么会知道必须是这样呢？根据就在于，治理天下的法规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来越越贫困。配备的军警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来越混乱。机智奸诈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人越多，歪风邪气奇毒异物就越来越多。法律政令出台越多，盗窃财物的匪徒就越来越多。因此，古时得道的圣人曾说，我无为而无不为，天下百姓就会自我教化。我追求清静，天下百姓就会自觉走正道。我处无为之事，天下百姓就会自均自富。我不追求个人私利，天下百姓就会自然回归纯朴本色。

    接着复习一下《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真正的太平盛世治理方式，就是以正治国道法自然处无为之事，彻底抛弃依赖圣人大智大慧拯救世界的绝顶聪明念头，这样就自然会使民生福利获得百倍增长。全面解除仁义道德忠信礼法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就自然会使老百姓回归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天伦常理。彻底摧毁投机取巧追逐私利的博彩游戏系统，就自然会迎来“天下无贼”的路不拾遗景象了。圣智、仁义和巧利，这三种“心灵鸡汤”对人们的毒害，简直是罄竹难书。因此，人们要想使自己明白大道至简万法归一，就必须保持艰苦朴素的做人本色，尽量减少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物质享受贪欲诱惑。同时，还必须抛弃“以知谋私”的“仁义圣智之学”腐朽观念，这样就自然会问心无愧高枕无忧了！

    再联系上下文来看，既然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也有“中士闻道若存若亡”，还有“下士闻道大笑之”。那么，这就说明老子也承认人们的智力存在先天性差异。不过，如果以此为由，就认为主张人人平等就是不现实的“平均主义”，甚至认为人类世界存在贫富贵贱等级差别就是“天经地义”，这就肯定就是丛林法则意识的偷换概念诡辩术。众所周知，就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动物世界，同样存在着生存智慧和生存能力的差异，由此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金字塔型食物链。可见，如果人类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就会认为私有制社会1%与99%贫富阶级分化经济食物链是“天经地义”。反之，如果道法自然法则大公无私抑强扶弱“天之道”，就肯定能够形成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人人平等。正因为人类是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高级动物，所以才对“兽之道”与“天之道”具有道德判断力。这种道德判断力，恰恰是人类大智大慧的能力体现，当然也同样存在着“闻道有先后”的个体差异。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对“兽之道”与“天之道”的道德判断力，就必然会把人道人性等同于兽道兽性，这便是没有进行人性启蒙的人道悲哀了。

    所谓“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盗亦有道兽亦有道妖亦有道。归根结蒂，“兽之道”与“天之道”，就在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公私之变”。老子所讲“古之善为道者”的“以正治国”的“少私寡欲”，便是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此所谓“以智治国”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就是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如果没有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的自私物欲恶性膨胀，就不会发生“夏禹传子家天下”的“公私之变”。而奴隶制小康社会君臣父子等级礼法的“法令滋彰”，正是开端于“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自此，大同社会公有制的大道，就正式转轨为小康社会私有制的常道。

    以中国式“道术用”与“时势位”天人合一有无相生阴阳易变系统运动思维来看，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化，都分为“道术用”三个层次。道路方向目标和基本规则，就是“道为术之本”的意识形态范畴。方式方法和工具手段及实用效果，就属于“术为道之用”的执行操作范畴。至于方式方法的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则是属于“术为道之用”的“术万变而道不变”。大同社会公有制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这样，小康社会私有制的“大道既隐天下为私”也是这样。就此而言，人的智力差异和能力大小并不重要，“术业有专攻”知识水平和科技水平差异也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在于“道为术之本”。显然，如果某人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那么他“术为道之用”的知识水平越高和科技水平越先进，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祸害就越大。所谓“砖家叫兽牛鬼蛇神”的“心灵鸡汤”和“精神鸦片”，正是这种“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以其智多”。当年“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也同样是源于这种“以智治国”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说到这里，恰好可以回答一位网友的提问，“五帝”时代的“公私之变”到底有没有历史依据？事实上，从秦汉到春秋时期以前的历史文化文字典籍，主要是以竹简为媒介和载体，保存时间都很短。其中的原版《尚书》，就是上古承传的历史典籍。到了周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特别是经过孔子“删诗书绳春秋”以后，就把“夏禹传子家天下”以前的历史记载，基本上全部删除了。自“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就以孔版《尚书》为中国历史开端的依据了。所以，“三皇五帝”时代以前的历史，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威考据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了。幸好，近年来有战国晚期的“竹书纪年”考古发现。截止目前，从相关碎片化信息中，我们也只能隐约看出一点线索脉络。概而言之，就是自“黄帝崩”以后，直到“夏禹传子家天下”，其间经过“化公为私”的逐渐演变，原先大同社会的“禅让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五帝”之间的权利交接，都是军事政变和权谋争斗的“逼宫”结果。包括夏启正式废除公社制度而称王，也是伴随着诛杀赢秦始祖益和有扈氏等反对派的血雨腥风。而绝不像孔版《尚书》所称，这都是尧舜禹“仁德圣王”的“天下归心”使然。孔子“删诗书绳春秋”的“术为道之用”，只不过是为了给“克己复礼”和“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常道“正名”罢了。

    如前所述，就像中国人“知道不知道”的口头禅一样，即便是在经“孔子删诗书绳春秋”后形成的《尚书》版本中，也幸存着这样的记载：“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乙、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用现在的话来讲，此所谓《三坟》，就是“三皇”时代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道。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在传承“中国根文化”的“大道主义真理”。此所谓《五典》，本应是“大道主义真理”的时代性阐释和实用性发展，但却已经转轨成“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常道主义”了。

    转眼间，自“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以来，这个“常道主义”大行其道已经有五千多年了。然而，私有制社会1%与99%贫富阶级分化的不均衡发展却依然在继续。环顾当今世界，在“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剪羊毛”体系下，要想终结人类世界这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不均衡发展历史悲剧，我们就应当自觉传承和传播老子道法自然的大道思想，为早日实现人类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增添“正能量”！

    此便是，《上下五千年公道复何在？》

道法自然空非空，

始制有名本大同。

开启鸿蒙自盘古，

养元益气有神农。

替天行道轩辕氏，

怒斩蚩尤护大统。

转眼又逢五帝乱，

化公为私暗潮涌。

夏禹传子家天下，

道可道时道不同。

汤武革命讨公平，

以国谋私熊吃熊。

礼崩乐坏还复来，

烽火连天乱哄哄。

刘邦造反举义旗，

王侯将相宁有种？

你方唱罢我登场，

只是公道无影踪。

弱肉强食争输赢，

私欲泛滥必失公。

公平正义名可名，

欲壑难填无底洞。

自私自利小我轻，

天下为公大我重。

大小颠倒不知常，

自欺欺人妄作凶。

天下兴亡五千年，

万法归一求大同。

抑强扶弱天之道，

大公无私自然公。

讨还正义问初心，

究竟为私还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