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思想者论坛|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经济奇迹，还有政治奇迹

2018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份。6月8日至11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观察者网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思想者论坛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举行。曾在改革开放之初担任过邓小平翻译、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院长在开幕式上特地向与会嘉宾解释选在此地的原因：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后一次来上海视察的所经之地。思想者论坛既是纪念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四十周年，也是以此向这位历史巨人致敬。

然而思想者论坛的创办并不仅仅是着眼于当下，也不仅仅是配合一时一事的主题需要，而是长远的中国思想理论的构建。四十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起飞的是各种经济论坛的涌现，然而思想论坛却几乎是空白。今天，终于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自觉，开始大力构建中国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中国不仅有道路，也开始有解释中国道路的本土理论和思想。

首先，中国高速发展到今天，和西方的竞争已经不再是贸易，也不再是技术，而是制度之争。这一点在西方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共识。早在几年前，英国的《经济学人》就发表专题，把西方民主的衰落归结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即使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他的长期导师般的盟友班农就一再直率地指出今天中美竞争是制度之争。美国一向中国发起贸易战，西方媒体就一致认为这和贸易无关，而是背后两种制度的对决。

就在西方形成共识的同时，以中国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内学者群体也敏锐地意识到制度之争的背后实质是思想之争。中国要想赢得这场竞争，不能再只依靠经济的发展，理论界也需要在中国道路成功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总结和理论创新。思想者论坛就是因应历史性挑战而诞生。

其次，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奇迹，已经使得中国道路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然而迄今为止的交流仍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各种形式的国际会议还是以实地实物的参观和经济数据的感知为主。中国虽然已经超越了输出产品的阶段，但有深度的思想交流仍然还是刚刚开始。思想者论坛显然看到了这一历史反差，如果说经济领域要补短板，那么理论界的短板更是需要正视和解决。

当前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进入了人类文明探索的前沿地带，既没有成功的案例可资借鉴，也没有理想的模式可供学习，更急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探索和指导。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以各种试点进行艰苦的试错和总结，这是由当时的时代条件所限制的。今天中国固然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理论和思想上的先导作用已经完全能够提上日程并发挥引领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学者并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是邀请了世界思想界最前沿的头脑会聚一堂：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调节学派的领军人物Aglietta先生、俄罗斯政治学者、总统普京的哲学家DuginAlexander先生、荷兰奈克萨斯研究院院长RIEMEN ROB先生、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先生（Mahbubani kishore）、黄浦江畔的思想者论坛正演变成全球的思想盛宴。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从这次论坛的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道路、中国经济模式、“一带一路”与新世界秩序、全球治理何去何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可以一窥当代中国学仁的眼界、抱负和历史担当。他们思想创新和研究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还有世界，还有天下（各国）苍生。

最后，作为此次论坛的一名参与者、亲历者，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对改革开放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伟大历史事件的解读。

一提到改革开放，外界往往视之为经济奇迹，基本上忽略其政治层面的意义。但事实上，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宏伟、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现代化运动是全方位的，经济只不过是更易见和更易感的结果罢了。以本人看来，改革开放时期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为重要的政治变革，它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甚至超前的，其成功则是集历史传承、外部借鉴和自我创新于一体的政治奇迹。

一、历史传承。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一个政治中心。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和儒家文化强调世俗化、政治上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有关。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科举制令中国存在高度的社会阶层流动，其后果就是中国从未有一个稳定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和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当然长期的历史记忆也使得整个社会对政治一元化的高度认同。因为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比如汉字的结构，“一个中心”是忠诚的“忠”，“两个中心”就是祸患的“患”。

此外，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向，如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排斥了西方竞争性、对立性为特点的政治传统。

所以今天中国建立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这个传统的体现。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写入宪法。

二是民本主义。

中国文明在诞生之初就出现了自上而下为特点的政治民本主义。即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上天，更来自于它是否以大众利益为重。从《尚书》“民为邦本”，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唐朝李世民《贞观政要》开篇“为君之道，首在存民”。以及明末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成民之忧乐”，认为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直至现当代国民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都是一脉相承。

三是选贤任能，建立一个务实的高质量官僚体系。

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

今天中国人才选拔公开的规则包括：政绩、学历、基层工作经验、年龄以及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额选举制度。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美国著名的学者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二、外部借鉴。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和多党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相对而言，西方民主进入中国更早。不仅其理论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在制度上两度进行尝试。一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戊戌变法，也包括清末新政。一是美国共和模式的中华民国。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令人吊诡，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包括了西方民主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把中国革命带向一个新的阶段，也终于实现了自1840年以来整个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现在普遍的解读是，由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致使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低潮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错，外因十分重要，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还是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身寻找真正的答案。

根据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进化论迅速的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三个原因。

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的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

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直至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甚至不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学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

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对处于低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从而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更何况儒家本来重视实践而不是象西方一样的抽象思辨。

可以说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高度的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非比寻常，比如（地主和资本阶层的消失）带来的社会平等、妇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这种能量也体现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刻，却能在境外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国际形象。

二是借鉴西方建立官员退休制度。

中国传统上官员的选拔虽然来自科举，但对官员的任期并无明确的限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总结建国前三十年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建立干部退休制度。

应该说，这个制度是对西方的借鉴，也显示了其优越性。人才有序更替，不仅确保了官僚体系的生命力和活力，也使得权力的传承和分配制度化，达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与时俱进和底线思维基础上的自我创新。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战略明确但战术相对模糊的情况下，率先划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创新可能产生的风险降到可控程度。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倡导的不争论原则。

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验的总结，不断的进行变革调整。事实上“必须不断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国文明之初就已经产生。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进行了四大政治层面的改革。一是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三是简政放权，四是废除写入宪法的“四大自由”，重建法建。另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在八十年代建立的。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创造性的制度设计。比如为推动干部退休制度，他先是建立顾问委员会进行过渡，等到时机机成熟再让它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由不同人分别担任，到南巡后开始实行三位一体制度。直至今天。

自江泽民时代形成集体领导、各有分工的两个任期制度，到今天又进行修宪的尝试。这些变革形式上都不同，但本质上都一样：即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进行变革，以寻找到更为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没有一种制度安排可以包打天下，都需要实践检验，并根据实践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

所以这四十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特点，即在这个时期适合的政策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未必一定具有合理性。比如十二大时强调党政分开，主要是吸取了文革时权力过于集中的教训。但春夏之交的风波后，加强党的领导又被突出出来，政党分开逐步被政党分工所取代。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色彩，甚至政治改革的意义超出其本身的经济意义。这最典型的就是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初期是实行简政放权，向地方下放财权。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极大的激化了地方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一个意外的严重后果是中央财政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从而令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中央失去了宏观调控的能力以及消弱了对地方的领导力。于是1994年1月1日，实行新的分税制改革，一举改变了中央财政能力不足的现象，极大的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话语权。所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房宁所长称之为“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明大演变、大转型。虽然仅仅四十年就已经取得了超越人类历史的赫目成果。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奇迹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在人类文明之初，中国的政治文明就远远走到了各民族的前列，今天中国的政治奇迹和探索，也必将为人类文明的政治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必将铭刻着一代学人对这个政治奇迹的总结和理论创新。思想者论坛也将成为中国思想再度走向世界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