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半天,让崔永元痛恨的电影《手机》到底想表达什么

因为崔永元的缘故,一部十五年前的电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这就是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手机》。

不过,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娱乐圈黑幕,对电影本身关注不多,而我认为,《手机》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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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十几年前的老电影了,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这里把情节简单复述了一遍——

著名电视谈话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葛优 饰)在去电视台录节目时,把手机忘在家中,手机中所藏的他与情人的秘密被妻子于文娟发现,随即与他离婚。

不久,戏剧学院台词课教师沈雪(徐帆饰)成为严守一新女友,两人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后,沈雪发现严守一的手机响铃方式由响铃改成了震动,产生了猜疑。

原来严守一有一个一直割舍不掉的秘密情人——某出版社女编辑武月(范冰冰饰)。因为武月,严守一与于文娟离婚。现在,为了不让沈雪发现武月的存在,严守一开始不断对沈雪说谎,生活朝一团糟的方向发展。

最终,沈雪还是发现了严守一与武月的不正当性关系,严守一鸡飞蛋打,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

记得我是在一个冬夜里,在清华大学大礼堂看的这部电影。当时觉得虽然号称贺岁片,但一点也不像喜剧,也许叫惊悚片更合适一点。据说,这部影片热映后,妻子普遍开始检查丈夫手机,离婚率也因此大增。

要理解这部电影,必须首先理解编剧刘震云——中国当代文学“新写实主义”流派的一员骁将。

“新写实主义”是对“新写实小说”的一种艺术理论概括。这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和流派。

“新写实主义”作品的特点是淡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写生活的“原生态”,致力于描写生活琐事、性爱心理和生命冲动等。

“新写实主义”的作品着重对现实负面现象的揭露与批判,笔触很有锋芒。但这类作品对生活取材的偏狭和对生活理解的欠缺,使作品的主题缺乏亮色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总的来看,“新写实主义”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框架,属于伤痕文学的接续和变种。如果说,伤痕文学的重点是抱怨历史的“错误和痛苦”,“新写实主义”则重点论证现实生活也是毫无意义的,无非一地鸡毛而已。其中不言自明的暗示,则是除非能够经过西方文明的彻底洗礼,否则中华文明是毫无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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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后,刘震云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手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作品。

这些小说展示了一个灰暗的、毫无希望的世界。

《手机》则借助电影的力量成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笔者过去经常批评冯小刚的作品解构一切,《手机》也是这样,只不过这次是对解构进行解构。

精英们终于可以不顾忌任何道德了,再也没有人像《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牛大姐、《我爱我家》里的傅明老人那样,用一张婆婆嘴整天唠叨道德教条了,却蓦然发现,人欲横流的日子并不好过,它意味着猜忌、警觉、被抓现行、最后的藏身之所被打破,意味着你最亲密的人就是你最凶险的敌人,意味着绝对的孤独和精神上的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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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里,严守一看上去得享齐人之福,偎红倚翠,但他实际却不过是一只被围捕的“猎物”。

他只有和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是安全的,此后,他先是成为武月的猎物,不旋踵又成为沈雪的猎物。他既要防范武月的追猎,又要防范沈雪的陷阱,终于在双向围堵中束手就擒。

他没有得抑郁症,却因为嗓子失声而失去了工作。武月和沈雪则双双弃他而去。

武月是可怜的。范冰冰把这个形象演绎得出神入化。

她在追猎严守一,但前提是首先让自己成为严守一的猎物,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她都无偿奉上了,但得到了什么呢?没有人真正关心她,所有和她有关的人,都只想占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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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雪看着贤惠,却有种说不出的寒意。

这种寒意源自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她知道严守一靠不住,于是像一位24小时都保持高度警惕的哨兵,时刻注视着这位和她同床共枕的主持人。她和严守一的“恋爱”、同居,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斗。

她会在严守一喝醉的时候翻他的包,说是替他整理东西;她会在严守一上厕所的时候突然闯进卫生间,目的是要搞清严守一是不是躲起来和情人通电话。她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即会火力侦察又善用激将法,三招两式就让严守一现了原形——但她的胜利,恰恰是她最大的失败。

张国立饰演的费墨教授戏不多,却是浓墨重彩的人物。

费墨道貌岸然,骨子里却很龌龊,整天幻想着和女学生上床。他好色、假清高,和X大教授沈X、X航的长江学者陈X武等相比,他最大的缺点是还不够无耻。

他缺乏性自信,这促成了他的悲剧——既没有真正得手又要背上和女生开房的名声,最后只好远走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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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当年塑造费墨这个角色时,看来是严重缺乏想象力——他也没有想到教授堕落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

费墨的功用在于,要对《手机》的全部悲剧提供一个理论解释。这一点,他做到了。

费墨认为:

1. 出轨行为源于“审美疲劳”,于是就有了合理性;

2. 一切悲剧都源于技术进步。“还是农业社会好呀!那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上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掏出自己的手机)现在……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

费墨的理论打动了严守一,所以在最后他回老家为奶奶送葬时,把手机抛进了火堆里。

如果说《手机》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它确实是“写实主义”的。

《手机》为我们揭开了文化精英生活的一角,让底层社会的观众窥到了他们虚伪、堕落的生活。

难怪崔永元会对《手机》耿耿于怀15年。

小崔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但以他为原型的严守一,主持着“有一说一”的节目,却无时无刻都在“有一说0”、“说二”、甚至“说三”、“说四”,总而言之没有一句实话。这种事情,搁谁身上谁都会生气。

但《手机》给出的解释却是荒诞不经的——明明是精英的道德问题,却甩锅给技术进步。而放过了对精英的严厉追问,也就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精英的掩护,甚至把前述对精英的“揭露”也一笔抹杀了。

冯小刚、刘震云都是极聪明的人,他们都知道谁可以得罪,谁绝对不能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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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另一个问题是完全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希望。《手机》只是展示出轨的后果是可怕的,但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遵循的道德原则?冯小刚和刘震云都没有告诉观众,相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在《手机》里,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幸福的。走出影院的观众,除了对自己的“另一半”更加警惕,视手机如手雷,想出更多花样在通讯录上作假,隐瞒真实信息之外,可以说一无所得。

严守一和于文娟离婚前,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平静,但也索然无味。毁灭家庭是可怕的,重建家庭也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严守一只好“病”了,费墨则只能远走爱沙尼亚。

《手机》就这样把一种文化、文明的失败主义结局摆在了国人面前,一地鸡毛就是必然归宿——这仍然是八十年代历史和文化逻辑的延续,也仍然是“第五代”电影逻辑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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