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袁隆平骂上热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自从“90后”的袁隆平先生获颁共和国勋章之后，骂他的人顿时就少了。

之前批评乃至“糟践”老先生的人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打着什么派的旗号，自觉可以代理“群众利益”，说杂交水稻其实就是转基因，故而袁隆平是在毒害中国人；另一种是还没有高大上到有个什么派，就是些热衷是非的庸人，有的是闲工夫盯着人瞧，一有机会就骂，比如多年前袁隆平摸了一下豪车，就被“骂到飞起来”。

突然间，干瘦老者袁隆平后面站了个壮汉，“义正辞严”的人们就全都散了，洗洗睡了。

庸人不值一驳，也驳之不尽。袁隆平被造谣有多辆豪车多处豪宅，即便真有，那又怎样？在一些人看来，袁隆平决不能动买豪车的心思，但同样是这些人，换一个对象，他们又会说钱是人家挣的，怎么花是人家的自由。

真正堪忧的是那些说杂交水稻是转基因、袁隆平毒害中国人的人。

袁隆平已经多次分析回应过，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在这里且不讨论科学问题，想要谈谈的正是这些人最热衷的道德判断：究竟怎样才是毒害中国人呢？

01

没有历史的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但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他不够了解中国，不像京都学派以及费正清、李约瑟这样的外国汉学家们那样做足功课，在简单的朝代更迭之外，更发现文化、思想、制度的因时而变。

然而黑格尔的话也不无道理。政治革命，只是推翻政权取而代之，没有对社会基础进行彻底的改造。自有物证的商朝以来，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历史的确就是政治革命循环的历史。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言简意赅地分析过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粮食呈代数级数增长，而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说：“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

即便在古代盛世，饥饿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过。政治稳定、农业技术进步加上新的农田被开垦出来，都会增加粮食供应。因为还没有现代工业，剩余的粮食既无法久存，也不能转化为其它价值载体，唯一的利用方式就是生出更多人来把它消耗掉。因此“盛世滋丁”，人口迅速增长，最终超过土地承载能力。

当政治治理出问题，对百姓求索过度，或者遇上大面积的灾害，粮食不足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粮食不足，换个说法就是人口过剩，不管以何种方式，总要消灭掉一部分人口，这是物质条件决定的。政治革命，就是以战争这种最暴烈的方式达致这一结果。

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阴谋行为，每一次成功与不成功的暴烈政治革命，背后几乎都与饥饿有关。

商周之交、汉末、唐末、明末清初，被称为历史上的四次小冰河期，小冰河期的意思是气候太冷，作物难以生长，人们没饭吃。所以这四次小冰河期都对应着惨烈的政治革命，前三次，人口减少80%，最后一次，即明末清初，人口减半，从比例上看少折损一些，是因为玉米、红薯、土豆等抗寒作物在此之前传入了中国。

除了这四次小冰河期，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与改朝换代，每一次都会给史书加入一句话：“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相食。”这样的记录，从尧舜时代到清朝，一共有113次。我们引以为豪的汉唐时代恰恰是最集中的，两汉有15次，唐朝有20次。

杯酒中的盛唐，未尝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为饥饿，唐末农民起义，黄巢的军粮一度主要是人肉，出征之前先到处屠杀，将男女尸体以盐腌渍，车载出发。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巨大的石磨，将人肉磨成肉末，制成干粮，以便于士兵携带和保存。这样的历史，可谓不忍卒读，然而翻开史书，却无法回避。

再说两个比较近的例子。太平天国运动绵延14年，人口从4.3亿减少至2.3亿；民国一共38年，2亿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死于饥饿——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1949年以前，中国每年有300到700万人饿死。

“命如草芥”，这不仅仅是一个成语，它是历史上中国普通百姓用枕藉的尸山来见证的。

中国的草木，是全世界最命运多舛也最伟大的草木，因为草根、树皮常常被吃尽。无皮的树，无根的草，无力的人。

02

劝君莫骂袁隆平

中国人重史，因此自有文字以来发生的灾害、战争，都有数字历历在目。

一位知名学者在讲课时，曾经梳理过历史上的战争、动乱带来的死亡数字，令人动容。不过在最后，在探寻这些历史记载给人们的启示时，却将原因归结于“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是昧于现象。

历史上的残杀，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饥饿——没有饭吃，揭竿起义，起来抢他人的饭吃。总之在那样的岁月，总要有人被粮食不足所消灭，与其等着被消灭，不如消灭别人。当饥饿折磨着数以千万计乃至以亿计的人口时，一切文化和道德的教条都将失效，人类社会迅即沦为动物世界，甚至比它更惨酷，变作人间地狱。

江山在古代又被称为“社稷”，社是土地，稷是粮食。这个词语直达本质地告诉我们，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归根到底就是怎样解决人的吃饭问题。

如果按黑格尔的方法论，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便“有历史”了。五四以后，超越政治革命的社会革命成为举国共识，建立一个从基础上就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国家政权，是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政权，最终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了“历史”，吃饭问题仍然是头等大事，仍然继续困扰中国人，饥饿并未因为社会变革而远离，饿死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这大概是新条件下的中国崩溃论的鼻祖。

数十年后，中国人宣告，以占世界不足9%的土地，养活21%的人口。从大条线上说，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变革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推动了生产力发展，而在这样的高度概括性的叙述背后，是数亿中国人的自强奋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而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倾注毕生心血的研究与实践。当然，做出卓越贡献的农业科学家不止袁隆平一个，仅育种一个领域就有无数人在努力，还有农药、化肥、机械的不断改进相配合。

是这些科学家们，帮助中国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袁隆平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就自信地表示，过去那种饿死很多人的情形永远不会出现了。

挨饿问题解决了，同时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支持，国家方能强盛，才不再挨打；而人民也才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命运不再被土地所绝对支配。

且不说什么“有了英雄而不知道珍惜的民族是可悲的”了，至少不能端起碗吃白米饭，放下筷子骂袁隆平。今日生存容易，社会多元，空闲充足，许多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挑剔与抱怨一切，但别忘了，一些人之所以可以轻松地活着、任性地骂人，与袁隆平有关。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编辑 | LL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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