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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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制度与代际：

影响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要因素

 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所达到的成就及其问题、可能的发展方向已如上简述，但如何评价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况，其成败得失又该由谁负责等问题，同样也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我们关注、思考。事实上，无论是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持续开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讨，还是新领域、新议题的相继被开发出来，它们首先都是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内在理路”催生的结果，但在同时，也是学者们对自身的学科、专业定位及其展开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困难、疑惑、焦虑，以学术的方式所作出的共同的回应。这种种困难、困惑、焦虑的感觉，清楚不过地体现在几代学者连续呼吁建构一个独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有关论述当中。

1985年，马良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将“现代文学史料学”予以学科化的倡议。此文首先区分了文学史学和文学史料学的不同研究任务，进而就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予以解释，最后也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作者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类型学观察，和以此为基准展开相关工作的设想。依文献史料类型的不同，其将工作范围划分为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佚文的搜集、书刊的影印和复制等）、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考辨性史料等七大类。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观察仍显粗疏，且偏重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亦未涉及一个专门领域建立时需要确立的理论、方法、作业规范、程序等前提问题之讨论，但作为拓荒性的工作，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仍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不久问世的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也审慎地接纳了这一提议，但有所修正。不过，马良春、樊骏等人的洞见，不仅在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就是在90年代也被暂时搁置，此时如火如荼的“重写文学史”热避之不谈文献史料，致使有关的文学史书写不免硬伤累累。[47]直至2004年，刘增杰发表了《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表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治学观念、研究取向再一次发生变化。四年后，谢泳又发表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使设想变得更为具体。此外，也有青年学者“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提出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看法。[48]凡此种种，既是现代文学文献学自身不断发展、成熟的“内在理路”所致，但在同时，也象征着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对自己充满浓厚兴趣的文献史料工作不断寻求意义、如何向同行及更为广大的学术共同体说明工作意义何在的不懈努力。

为什么文献学者需要不断寻求意义，并向同行作出解释、说明？这固然是任何学术工作需要的，但的确在这一领域更为突出。因为，就在马良春、樊骏等人试图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学科、力图“完成自身系统工作的建设”未久的20世纪90年代初，孙玉石就发表了与此迥然相侔的看法：“现代文学史料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辨伪与考订，不仅在于完成自身系统工程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没有完整史料建设基础的理论是残缺不全的理论。同样，没有理论升华的史料建设也是没有完成的史料学。史料学应该尽到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责任”。[49]从表面上看，此一看法是论者在向文献史料工作提出注重理论提升的要求，但在事实上，却也显露出文学史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当时流行的术语是“资料工作”）持以不敢信任、认同的态度。在文学史家看来，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是需要为文学史研究服务的，过于强调其独立的学科性、专业度，而不能与理论对话、与文学史研究对话，其价值或恐微不足道。这也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看法，但正如刘福春所论：

有些人常常说，我们这些做文献的就是为研究服务的。我觉得不对。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文献研究也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献工作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工作规范、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已经能够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献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但对于文献工作却并不尽然。如果将文献工作与研究工作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的话，文献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献工作的目的，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学科独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证，才能使现当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评价和健康的发展。古典文学文献学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学研究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同样也可以独立存在。[50]

就此而言，刘福春的论述代表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我们所发掘、整理、校读、研究的对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献”。二者的分野其实非常明显：对于“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于史学，只是史学研究的资料，而对于“文献”来说，自有其多方面的参考价值，非只史学（包括文学史学）一端，易言之，“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现代文学也首先需要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们的史料学。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就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51]由此出发，在众多先驱者所开辟的道路上，“现代文学史料学”“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及“现代文学资料学”等理论构图，开始不得不转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新境，但回顾来时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动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了这一领域数十年来的发展。这些影响因素，在此主要指的是学术与高等教育在空间上的差异，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及文献资料利用制度的不良，学者代际的转换等。

如所周知，自1949年至今，虽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程中，一度皆有专人开设“新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也培养了一些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的专门人才，但与7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教育的整体格局及人力资源相比，仍如杯水车薪。这首先是由于开设这些课程的高校，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优质学术、教育资源聚集地和文化中心地带，未能辐射至全国各地，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次，即便是在这些高校内部，无论是课程建设，还是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只限于任课教师个人的努力，而未能获得制度的支持；其所用于教学、研究的文献史料，多为任课教师个人收藏，极小一部分才来自学校和当地的图书馆，远远谈不上系统、深广；其间进行的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师门内部的传承、一种“默会之识”（tacit

knowledge）的习得，而非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业训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就连授课教材基本上也是由任课教师自编自印，直至1986年朱金顺以课程讲稿为基础、修改完成的《新文学资料引论》[52]作为该领域首部教材问世，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这些课程的影响，只能及至于选课学生、任课教师所指导的少数研究生和访问学者。

《新文学资料引论》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在努力消除空间差异，试图寻求制度支持，缔结学术共同体，从而相互支援，共享专业资讯、资源及学术研究的信念。这表现在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等学术团体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相继成立，《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新文学史料》（创刊时为辑刊，后改为期刊）《中华文学史料》（辑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辑刊）等刊物的创办，都见证了这一努力的过程，但这一努力是否奏效？我们仅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华文学史料》《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等刊物相继停办，最后只剩下《新文学史料》这一发表现代、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及其研究的专业刊物即可一窥全豹。然而，学者们尝试将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学科化、制度化的种种努力，并未因此而中辍。新世纪以来，一系列以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为主题的专业会议的召开，乃至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这一学术团体的成立，不仅使得全国范围内该领域学者走向联合、达成共识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现代文学史料学”向“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全面转型。2003年12月20-21日清华大学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学举办“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4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在河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2009年11月1-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2016年4月8-10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理工大学开幕。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等专业刊物也开始接受文献工作成果。现代文学文献学似乎正在迎来它自己发展最好的时候。

但我们不必高估学科化、制度化的倡议以及过度渲染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重要。这是由于不良的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和文献资料获取、利用制度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其发展历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20世纪80年代专业期刊的逐渐增加旋即凋零，变为以报纸副刊、书讯类报纸、非学术刊物为主，再到如今为专业期刊和报纸部分接纳，70年间现代文学文献整理成果和研究论文的发表条件，可谓一波三折，当然，这也与相应的学术评价密切相关。正如前引不止一位文献学者在呼吁建议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其在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积极、公正的评价，直至今天，“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困难重重，工作辛苦、时间长、见效慢，而出版的成果学术评价不高”[53]仍使同道中人耿耿于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迄今为止，在“王瑶学术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奖”等专业奖项中，几乎看不到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论文，更无论文献整理成果。

毋庸置疑，这一有欠积极、公正的学术生产、评价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重要因素，乃是不同世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何谓现代文学、何谓现代文学史、何谓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如何做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和研究、如何评价这一工作等问题理解有异导致的。尽管“世代”（generation）这个社会学的概念“在使用时要相当谨慎”，[54]但正如史学界正在发生的“世代交替”现象所示，不仅21世纪年轻一代的文献学者的“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前辈学人“迥然不同的样貌”，[55]就是在此前几代学者内部，不同世代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研究的取向、学术工作方式及其意义的理解有异，也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者的研究、写作取向，影响了其在相应阶段的学术生产、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角色。举例来说，当阿英、唐弢等人从事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时，极为热衷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而朱金顺、姜德明、刘增杰、陈子善、商金林、刘福春、解志熙等人的观念、实践则较为多元，但因他们与现代文学家多所接触，进退取舍之间，仍不无感情倾向，但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更为年轻的世代进入这一领域时，现代文学及其文献史料已成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我们所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历代前修所理解的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影响的焦虑”，还有来自古文献学、西方语文学/古典学、“数字人文”等等不同学术传统、领域的学者的影响和挑战。

图书馆及其他文献庋藏机构的书刊利用制度的不够友善，致使研究者获得并利用原始文献资料极其不易，也是限制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此，周谷城曾指出：“造成民国时代学术文化的断层，原因之一是民国图书的馆藏量少和流通不善，书籍难与广大读者见面，严重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学术成就直接服务于现代化事业。当前，民国图书成了学术文化界迫切需要而又难寻的书籍。全国只有少数大城市和几所主要大学藏书较多，但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而且纸张变质，有的字迹模糊不可卒读。十年动乱，人为损坏更严重。因损失较多，有些书籍已成为孤本。在流通中，只能作为内部参考，而不能对外开放。同时，由于古籍的影印本与文献复制本的出现，竟形成了民国图书比明清古本甚至宋元古本更难看到的奇特现象。”[56]既然专业学者长期以来都难以接触、阅读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而不得不借助于建立个人收藏，或是寻求建立与收藏家、书商的私人的文献史料交换网络，才能从事相关工作，其他对此怀有浓厚兴趣却缺乏一定条件、能力的同行，若欲顺利迈入这一行列，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直至21世纪以来，随着图书馆等文化馆所服务意识的提高、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的迅速发展、旧书刊售卖和拍卖网站的开放运作，才逐步消除了这一制度的负面影响，使我们更多、更充分、更多元的文献研究成为可能。但在另一方面，恰以文献利用制度的不良，激发了学院内外的学者，投身于广泛搜集实物史料、建立个人收藏、辨别史料真伪、注释和考订文本等工作。阿英、唐弢、瞿光熙、丁景唐、魏绍昌、朱金顺、姜德明、包子衍、陈梦熊、倪墨炎、徐重庆、胡从经、陈子善、龚明德、谢泳等几代学院内外的文献学者，莫不如此。他们的工作状态，颇有几分近似于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在欧洲近代史学出现之前十分活跃的“博古学者”，“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57]但也因此，这一领域较文学理论、批评或文学史学等其他领域，对来自大学、社会科学院系统之外的学者更少排斥和敌意，后者当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与职业学者不相上下的出色成就。

然而，就其总体而言，由于上述所论诸影响因素的存在，1949年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虽已有不少成绩、可圈可点，但问题仍很突出。例如，樊骏当年提出：“从史料工作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修养，到应该如何进行史料工作，再到如何检验工作成果，它应该达到何等水平等，都缺少具体明确的要求和标准”，[58]可谓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然而直至今日其仍未被充分讨论，只在辑佚学等分支领域稍有论及。[59]诸如此类，理应构成21世纪这一领域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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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

文学、文献学与史学的辨证

 自笔者于三年前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至今，[60]当代文学研究界亦出现了所谓的“史料学转向”之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亦有学者检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等问题。在这一讨论中，其强调了“史学化”研究趋势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可能造成的另一种压抑、弱化，重新提倡“文学史”研究不应过分重视“史”而轻忽其之为“文”的面向。[61]此后，尽管也有学者从正面提出了在现代文学领域采取“史学化研究”路向的必要性，并提出重视朴学方法，以求得戴震所谓的“十分之见”（而非“成见”“偏见”或“不见”），[62]显示出文献史料学者不畏时议、坚持己见的姿态，但也有年轻学者就此类现象发表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这些年在佚文搜集、版本考证、史料挖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进步，为后世研究者的工作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不过，如果仔细想一下，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年出现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格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细化而已。因此，学界对现代作家生命中的隐秘之处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作品发表时的环境有了更加全面的考察，那些早已被作家本人遗忘的佚文也纷纷进入我们的视野，然而，所有这一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80年代以来研究界对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判断。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是首先划分出各自的研究领域，然后分头进行深耕细作式的钻研，根本没有余暇看看旁边的“风景”，更不要说去重新思考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63]

这一论述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判断，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界仍未有大的创新，大致上仍延续80年代的研究格局（在作者看来，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是唯一的例外），二是近四十年来文献史料、文学史研究者们“深耕细作式的钻研”并未带来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整体图景”的改变。但对这两个判断的理解，其实都关系着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理解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应该说，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碎片化”的批判，这一问题，也似乎成为了困扰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批判的原因无外乎是说“碎片化”不能导向“整体图景”的重新描绘，亦即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在事实上，这一问题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文献史料研究）还不够“碎片化”，诸如一些重要作家生平（如穆时英是否“附逆”、何以“附逆”）之类的基本史实迄今未能解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如周氏弟兄如何失和）常因关键性文献的缺乏而徘徊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窘境不能向前，对一些重要作品的批评（如丁玲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以不顾及版本学、校勘学研究而无法使之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不单单是由于我们可以援用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修辞，得出“整体化研究如果不以碎片化研究为基础很难站住脚，碎片化研究如果没有整体化视野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之类折衷、调和的看法，而恰恰是说，无论是史学界所谓的“全史”“通史”或“整体史”，还是文学理论界所谓的“总体性”“整体化”视野的重建，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提出这些设想虽然都有其必要性、现实关怀，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种设想，既有其洞见、贡献，也是一种“迷思”、一种“想象”、一种重新建构“宏大叙事”的诱惑（对于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还有什么以毕生之力书写一部现代文学史更具诱惑），而且，在更大的思想视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也不过是一个个“碎片”甚且“碎片”的“碎片”，[64]但“碎片”并不必然导向“碎片化”，正如有宏观、整体之眼光并不必然带来对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解释。其实，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对“碎片化”与“整体化”问题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西方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和辩论，[65]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是否选择微观（史）研究的取向，既与学术潮流、学者个性纠缠在一起，也因为许多批判“碎片化”的学者未有专精之研究，不免使其批判陈义过高，难以以理服人。

王德威

至于论者热衷于制造“碎片化”与“整体化”的虚假对立，正如制造文献史料研究与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的虚假对立一样，乃是对文献史料研究的性质及其与理论批评、文学史研究的关系缺乏较深入之认识所致。以至今尚未“古典化”“历史化”的当代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例，洪子诚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即已声明，“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因为，“‘史实’与‘史识’是相关的。文学史料工作不是‘纯’技术性的。史料工作与文学史研究一样，也带有阐释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摆在那里的，需要发现，赋予意义，给予‘编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长、变化或消亡的。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待搜集整理的材料，一是搜集整理者，另一是整理者与材料建立的关系。尽管史料工作有基本的要求和‘作业规范’，但是这个关系是独特的，难以通约化。如果对文学历史的状况和问题晦暗不明，欠缺相应的历史观和艺术判断力，将如何理解材料的价值，如何将它们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上？”[66]

但如此立论，并非是想要弱化文献史料研究的问题意识、思想视野及其与文学、史学研究的对话关系。恰恰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文献史料研究的专业度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要从小的、具体的细部研究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的观察是有难度的。正如汉学家德沃斯金所言：“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我们已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历史学的灵魂不是按年罗列事实，而是解释。”[67]无论是开掘文献、校勘文本，抑或是钩沉考证、重建史实，无一都需要提出新的解释，而不只是对事实本身的尽可能的还原或无限接近。支撑我们从事文献研究的基本观念是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但对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自尼采、福柯、波普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至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等人，都有诸多精彩论述，显然，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不可能亦不必推崇至极端境地。不过，“求真”“求实”仍为人类认识自我、世界的主要目的、冲动，因此，后现代主义并未摧毁实证研究，相反，实证研究所以长盛不衰，乃是从后者那里汲取了不少新的灵感和思想，从而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不足，一面用心开拓胡适所谓“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的“高远的想像”[68]（对于布罗代尔而言，与“努力工作”或“语言能力”之类素养相较，“想象力”才是历史学家更为核心的特质），训练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使研究与事实相合、与逻辑无违。在此二方面认识配合之下，学者们实虚相济、文史兼修、图文互证，并辅之以新的研究工具、资源，或可使其专门研究及所作结论、相关认识，既不会像传统的学者那样天真地以为真理、事实、真相在握，也不会轻易地走向妄说、臆测之境地，而失去应有的分寸感，使“科学性”“客观性”及韦伯所谓的在学术研究中尽量悬置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的追求，成为一纸空言。

洪子诚

我们也有必要确立这样的“常识”：文学研究并非中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化外之地”，也并无超越其他任何专业领域的“治外法权”。我们已经听闻许许多多的文学研究者（特别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强调（因此，文献学、史学研究的规范，社会科学研究的行规，似无必要注意）、对引进西方当代流行诸种文学理论、方法的“必要性”的强调（向中国、西方的古典学术传统和常规学术研究虚心学习，从中汲取自己发展、革新的动力，似就不必重视），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对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却一例充满了偏见和成见。尽管对现代文学研究“碎片化”的担忧本身并非偏见、成见，但也与此密切相关，或可谓是这些偏见和成见刺激、延伸而出的一个必然的观点。不过，正如上文所论，基于文献史料的文学研究者，固然有必要在其研究中重视对“整体图景”的理解，从而使文献整理与研究在获得具体、细部的认识的同时，推动、帮助我们形成对现代文学史的重新理解，但亦须使这一工作享有其应有的尊严和荣誉的同时，不断保持与传统、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对话关系，是内蕴于文献整理、研究本身的，并非我们强加、强行赋予或“过度诠释”得来。与那些担心文献研究无关现实、无法回应现实关怀的学者的看法相反，余英时从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就得出过完全不同的判断：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包括文献研究在内）本身，即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69]学风如何影响世风、政风之变，正可由此想见。

总之，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研究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既与未能充分吸收、转化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有关，也与其间的文献学、史学取向发展尚处于原始阶段相关（恰非是论者所谓的“过犹不及”）。因为，若是文献学取向已有长足之进展，我们应该就不会只有一部《鲁迅全集》可以信赖，其余则聊胜于无；若是史学取向能有出色之发挥，我们的研究能与专业历史学者的成果比肩，则文献史料是否需要开掘、其与研究之关系何在等问题，似亦不必在此饶舌。历史学者早已指出，“史料无论新旧，关键是要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否则无论前人用什么材料，讨论什么问题，甚至就是一篇小说，都可以把我们想要说的话提前说了”。[70]进一步来说，“‘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71]

因此，无论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还是令其他学者担忧的“史学化”研究趋势，所折射出的恰是当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与文学史研究共通的焦虑、困难与盲点，以及其尝试提出的因应之道：在文学、文献学与史学之间，如何辨证、折冲、协商、妥协，互相支援、互为其用，从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既获得历史化、古典化的品质（“文学史”的“史”），亦不失其当代性和文学性（“文学史”的“文学”）。当然，面对种种一时难以定谳的争论，文献学者既不必妄自菲薄、自觉低人一等，亦不必因此妄自尊大，以为斯文在兹、学问在兹，相反，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努力、广泛地吸收新知的同时，作出诸多切切实实的研究，以使自己的工作成果，成为此后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和有效的学术积累，恰是应该追求的境界。但这仍只是最低层次的追求，我们更高远的目标是，让既有的宏大叙述、历史书写及文献编纂“实践中一贯的简化、区隔、压抑、排斥策略以及选择性、习惯性遗忘等”[72]得以再度彰显，从而尽可能还原一个复杂、多元、歧义共生、众声喧哗的文学/历史图景，而这将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与现代社会、制度、文教、道德伦理之关系的同时，亦可使我们自身不断成为更加开放、包容并具有充分的实践性和能动性的现代自我。这不仅是现代文学文献学之于全部人类学术工作的贡献，也是其之于当代人、当代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1] 张若英（阿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版，第1-2页。

[2]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辑。

[3]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辑。

[4]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唐弢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页。

[5]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6] 刘增人、陈子善教授谈话记录，2019年6月5日。另，据此谈话记录，可知朱子南《瞿光熙藏书的下落》（《世纪》2014年第6期）有关记述有误。

[7]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8] 陈子善：《十五年来史料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994年5月2日-6日。

[9] 陈子善：《为“张学”添砖加瓦》，《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

[10] 关于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理、运用图像资料的初步探讨，参见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1月13日。

[11] 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个初步观察，参阅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12] 易彬：《“钩沉集腋，功在文苑”——陈子善老师学术工作评述》，《传记文学》2019年第3期。

[13]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14] 叶圣陶说：“古书讲究版本，你（指唐弢——引者注）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转引自朱金顺：《新文学版本的学术和文物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5]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7页。

[16] 姜德明：《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6页。

[17] 徐鹏绪、赵连昌：《中国现代文学目录类型论略》，《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赵连昌：《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类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类型研究之一》，青岛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8] 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

[19]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氏著：《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20] 张丽华：《通向文化史的现代文本文献学——以鲁迅随感录〈新青年〉刊本与北新书局〈热风〉本的校读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1] 顾农：《鲁迅怎样编校〈唐宋传奇集〉》，《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

[22] 参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刘涛：《绪论——民国边缘报刊与现代作家佚文》，《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凌孟华：《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发掘脞论——以〈国讯〉为中心》，《现代中文学刊》2015
年第4
期；汤志辉：《民国时期的中学校刊及其文学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易彬：《集外文章、作家形象与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若干问题——以新见穆旦集外文为中心的讨论》，《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23] 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上海鲁迅研究》第82辑（2019年1月）。

[24] 廖久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谈》，《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5期。

[25] 王贺：《从“研究资料集”到“专题数据库”》，《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集体署名”与全集编纂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6] 钱理群：《有缺憾的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27] 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何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8] 杨洪承：《“新编年体”在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徘徊——评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

[29] 陈其泰：《历史编纂：中国史学优于西方史学》，《人民日报》2015年3月30日。

[30]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1] 付祥喜：《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氏著：《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5页。

[32] 王贺：《现代文学版本及其图像资料的整理、研究——评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33] 陈子善：《手稿的定义和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季桂保编：《思想的声音——文汇每周讲演精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34] 张重岗：《冯铁：中国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4月4日。

[35] 桥畔：《“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季号；赵献涛：《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手稿学”》，《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秋季号；王锡荣：《手稿学在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10月26日。

[36] 易鹏：《“花心动”：周梦蝶〈赋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编：《观照与低徊：周梦蝶手稿、创作、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版，第271页。

[37]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38]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39] 陈子善：《“希望不要买毛边书”》，《文汇报》2019年6月16日。

[40] 陈子善：《叶圣陶的〈城中〉》，《文汇报》2019年6月18日。

[41] 朱金顺：《讲究版本要靠实物，初版时间要凭初版本版权页——序〈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黄开发、李今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陈子善在其文献编纂、研究及“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讲授中，一直践行并强调从实物出发这一作业原则。

[42] 陈子善：《〈呐喊〉〈彷徨〉版本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2019年6月27日演讲。又，此文演讲稿即将发表；作者对《呐喊》版本的前期研究，亦可参《〈呐喊〉版本新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43] 胡博：《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的守护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下册，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页。

[44] 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5] 王瑞来：《既是方法的阐述，也是发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论〉导言》，《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

[46] 详参王贺：《“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47] 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初版），针对该书的文献使用错误、匮乏及“过度阐释”等问题的讨论，近十余年来，层出不穷，参见徐润润、徐楠：《“多义性的诠释”不是脱离文本的随意阐释——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唐德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2期；付祥喜：《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考察对象》，《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李明军、拉珊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诸问题商榷》，《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6期。

[48] 袁洪权：《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6卷第4期（2004年12月）。

[49] 孙玉石：《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中华文学史料》第1辑。

[50]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51] 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52] 《新文学史料学研究之回顾》，《朱金顺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

[53]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54] 罗·埃斯卡皮：《文艺社会学》，罗美婷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55] 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

[56] 周谷城：《民国图书资料的学术文化价值》，见种福元、刘爱平编《中国古旧书报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57] 转引自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58]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辑。

[59] 参见潘树广、涂小伟、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3-1307页；王贺：《〈西北文艺〉所载夏羊佚诗、佚文与遗札——兼论现代文学文献的散佚及价值》，《北方论丛》2018年第4期。

[60] 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61]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62] 金宏宇：《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

[63] 李松睿：《整体研究图景与单一化的历史想象——谈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述》，《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64]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5] 王晴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6] 王贺：《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67] 转引自杨天宏：《“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证》，《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3期。

[6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709页。

[69] 《余英时访谈录》，http://mooc.chaoxing.com/course/509018.html.

[70] 《明清时期的四川到底是怎样的——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书序》，赵世瑜：《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7页。

[71]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72] 孙民乐：《“不屈不挠的博学”——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