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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前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吴尔芙曾说(书不在手,凭记忆引用大意):

     因为戏剧(哪怕是伟大的戏剧)写作的夸张和程式化令人生厌,莎士比亚笔下十二个人物的死,还不如托尔斯泰笔下一只苍蝇的死更能打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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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这话时,只感到这是说托翁的写作手法实在高明。

       但现在,另一层含义浮现在我眼前了:有些“高明”的文学作品,会让我们全心挂念着一只苍蝇的死,而忘记这之外十二、十二万,甚至十二亿人的生,或者死。

       最近,英国学者罗思义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据世卫组织数据,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之快举世罕见。即便是cultural revolution期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仍然迅速增长,而且恰恰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从1952年到1980年,毛泽东时代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6岁增长到67岁。这就是说,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党,让十亿中国人平均比自己的父辈、祖父辈多活了31年。

      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热捧的很多“文学”作品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疯狂、残酷、“不人道”的年代,这些作者及其塑造的主人公,对这个年代有着说不尽的诅咒和发不完的怨毒。

      几个人的悲欢离合被淋漓尽致地书写、感叹、流泪;十亿人生活的实实在在无可辨驳的改善被当作无足轻重的东西略而不谈。

        我们当然不能说那几个人是苍蝇,然而,让人们不能不想起吴尔芙那句话的,难道是我们吗?

        而这样的作品,就正是诺贝尔文学奖所欢迎的东西。——大家看看它近年来的颁奖经历就知道了。

        而这也正是曾经热情赞扬新中国的法国文学家、哲学家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他拒绝承认资产阶级有评价自己作品的话语权。

        如果有一部小说歌颂让十亿人多活了30多年的那个时代和那位伟人,不管这部小说艺术技巧多么高明,它会得诺贝尔奖吗?

         答案是:它大概根本不会被提名。

         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奖作品有一部我是很喜欢的——萧伯纳的剧本《圣女贞德》。

         剧本最后写道:被教会烧死的贞德被平反后,她的灵魂向那些正在颂扬她的国王、将军、法官、教士问道:

       “那让我复活好吗?”

          大家顿时愕然。

          只有贞德生前的战友杜诺万将军诚恳地回答说:

        “对不起,贞德,我们还没有好到配和你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那些在伟人身后仍然无休止地诅咒那位伟人的人,当然不会这么想,然而他们的言行不正实实在在地证明着这句话吗?

       诺贝尔文学奖承受不起某些伟大,而只有人民自己能够读懂这些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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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还是用我喜欢的这位女英雄的话来说出我理解的那位同样出身农家的伟人的心声吧:

       在贞德出击康边(她就是在这一战中遭内奸出卖而被俘的)之前,国王、主教、将军等等法国宫廷内的一切“上流人物”都表示不支持她,要孤立她,甚至威胁要让敌人的火刑柱烧死她时,她说:

     现在,我要到老百姓那儿去,让他们眼睛里的爱代替你们眼睛里的恨来给我安慰。你们都高兴看着我被烧死,可是如果我被烧死的话,我就要从烈火中一直走进老百姓的心窝,永远、永远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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