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年，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何以再次登场？

2017年12月初，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时间刚刚过去半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将于26日至28日在广东深圳举行。

应该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举办同样主题的大会是相当少见的。作为首届对话会的参与者，我个人认为，这既有短期因素，也有大会本身的独特作用和意义。

201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短期因素应该有三：一是今年两会后，中国政治体制有了相当大的变革。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这样的变化不引起全球关注是不可能的。希望能够全面了解、理解这种变化也是正常的。从中国一方来讲，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有必要对世界的关注给予回应。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入宪，全球对这个思想的关注度也继续上升，也需要通过这场大会进行中外沟通。所以这次大会选在改变开放的标志性城市深圳是有原因的，这也可通过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安排上体会到这一点。

二是今年五月是马克思诞生两百周年，中国进行了最高规格的纪念大会。显然，这样的高规格表明，纪念马克思绝不是形式。而且一个诞生两百年的历史人物能够在当下以如此重要的方式再现，自然是和现实的需要密切相关。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个人可以这样理解：改革开放吸取了文革教训，整个社会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而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种做法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构成之一，过分的去意识形态化则会对影响到政治合法性。应该说这和过分的强调政治挂帅一样都不可取。因此，通过高规格纪念马克思强调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有必要的。

所以纪念大会之后，中国必然有后续的行为。而通过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方式，则还有向全世界宣示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本次大会将要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

三是今年6月中国是上合组织主办国，在此之前利用东道主之便举办首届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也是非常精彩的创意，必将丰富上合组织的内容。

至于长期因素也就是大会本身的独特作用和意义上来讲，则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要的，这是中国主导打造的高端政治交流平台。中国作为东道主，有议题设置权，有大会主导权。能够有效的向世界传播自已的理念，建立国际性的统一战线。

众所周知，中国参加的国际机构和签署的国际条约不计其数。但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中国只是普通的参与者，不是规则的制订者。比如WTO、世界银行等。二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是发起者，享有平等的地位。比如G20和亚太经合组织。三是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起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比如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四是中国自己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和平台。比如“一带一路”高峰会谈、“亚投行”以及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但这种实力并没有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中得到反应。要想发达国家退出自己的利益难度太高。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从二战后的50%下降到24%，但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仍然不变，继续维持一票否决、一言九鼎的地位。中国要想拥有和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唯一的办法是效仿西方打造自己的平台。事实上，就在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后，美国国会才批准已经拖延了五年的提高中国份额的法案，同时还附加了条件：美国国会对IMF拥有更大的监督权。

目前经济上中国已经有“亚投行”，政治上则有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随着中国国力继续提升，还会有更多的类似机构创办。

其次，政党对话是中国独有的外交手段和方式。从政党的角度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与全球政党建立密切关系是中国的独特之处。西方一般只有政府和民间两轨外交渠道，但中国却有政党第三轨。政党外交作用之所以独特和不可替代，一是由于当今世界都是政党政治，政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具有主导性作用。政党交流和对话不仅有助于提升对本国的治理，也有助于改善全球治理。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拓展和改善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是和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外交不同，政党外交相对超脱，各方更容易做到坦率以对，全方位、深入的交换意见和看法。三是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多一种沟通渠道显然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的国家政治生态比较特殊，单纯的政府和民间外交手段无法满足需要，而政党外交则可发挥特殊的作用。比如正处于转型期的缅甸，虽然真正的最高领导人是资政昂山素季，但她却没有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如果以政府的名义外访显然不太合适。这个时候，以政党对话的形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是有些尚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可通过政党对话的平台进行沟通，进而为两国的合作乃至最终建交发挥积极作用。

对话会往往邀请全球100多个国家、数百个政党，就代表性来讲接近联合国。虽然西方在实力、价值观上仍然在世界具有支配性作用，但在这种规模、国家不分大小都一律平等的论坛上，西方的这种作用就被高度稀释了。甚至以我个人参会的经验，完全被边缘化了。相反中国之重要和受欢迎的程度被凸显。我们会认知到世界多数国家是和中国站在一起的。应该说这才是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真正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但这种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只有借助政党对话会才能展现出来。

在几天的大会中，全球才意识到中国竟然在世界上做了这么多正义的事情，对世界的贡献竟然如此之大。我在法国已经生活十八年，早就习惯了西方对中国的挑剔和苛责，这一场大会发出的对中国的肯定之声超过西方十八年的总和！显然这种鲜明的对比，只能说明出问题的是西方。

开幕式前，习近平与外方主要嘉宾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第四则是有助于中国了解全球的民心民意。中国很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全球这么多国家，逐一进行实地调查缺乏可行性。但通过举办论坛把大家邀请到一起却高效而且是低成本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我在2017年大会的观察，与会者最关注的话题首要的是发展。其次是消除贫穷。第三位的则是贫富差距。再往下就是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至于西方最关心的所谓民主化，根本无人提及。

我身在欧洲，经常看到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担忧。但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种景象。巴勒斯坦发言时指出他们的国家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但它的国家长期陷入动荡之中。他希望“一带一路”能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发言时之激动、之热切，颇具感染力。也说明了发展中国国家期待“一带一路”造福于自己的国家。

显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契合全球主流民意的，中国以促进各国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合作政策也是符合实际的。而西方的主张一是显示了它的霸道，二是显示西方多么的主观和脱离实际。

以上四点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从其他国家与会者的角度看，这样的大会同样非常重要。

我想原因一是中国有太多成功的经验能够和他们分享。比如经济发展、党建、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和资本的渗透与控制。2017年大会第一天参观中央党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做法。包括美国在内的学者都认为这是提高政党执政能力的最佳方法。甚至一位和我交流的美国代表非常赞同如果美国也有这样的制度，就不会产生特朗普这样毫无政治经济的领导人。

二是这样强调平等、以对话和交流为目的平台还是太少。许多国家感觉总算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在会议上，有个国家的代表发言时先强调他来自一个小国，并希望代表小国提出一个问题。这种表述方式就把他们的心理展现无遗。

三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都希望通过大会建立的平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同时大家也都意识到一国内部的问题大都有外部性，确实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最后要说的是，在首届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掌声最热烈的两次之一分别是习主席在开幕上提出要对话会机制化以及闭幕式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主管外交的杨洁篪作出同样宣示时。在几天的会议上，许多代表也一再表示希望对话会机制化。而这一次在深圳的大会，标志着机制化的形成。

正是上述原因，才使得不过半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就再度闪亮登场。全球也都期待，在西方日益陷入分裂和对抗之际，中国能给世界提供什么药方，能否扮演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