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王士性眼中的中国各省

文:邓涛

《广志绎》是一本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作者是王士性,明代浙江临海人(浙江台州)。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一生也没做太大的官,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掌管明朝的朝会、宾客、吉凶、仪礼等方面业务。虽然王士性其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写的一些书,使得他在数百年后为今人所关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注意到了王士性的历史地位,谭老曾于1983年发表了《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一文,将王士性同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作比较,他认为,《徐霞客游记》这本书地理价值比《广志绎》高,但是《广志绎》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徐霞客游记》强,两个著作各有千秋。

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以下介绍一下他在《广志绎》这本书中是如何评价各省人的。当然,由于作者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他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不一定客观,甚至会带有偏见。所以首先要说明几点:一是作者叙述的对象的是明万历朝时的某地以及某地的人,而不是现在,古今有差异;二是这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观念,不一定准确,只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所以,请以平和心态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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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兴易败”

王士性认为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即认为北京人容易暴富,也容易破产。北京以外的人致富,大多是老百姓自食其力、积累了几代人才实现的,但是北京的富人却常常是暴富,乃至非法致富,要么是买了个老宅子不小心挖到了地窖的金银财宝,或是恶人勾结权势侵占公家财产。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北京人没有节约意识,有了钱就花,买这买那,好吃好喝,迎来送往大手大脚,经常会一不小心就把积蓄花没了。

他提到,北京人很喜欢旅游,特别是女子,每逢佳节多出游,或近或远,例如清明节出去踏青,阳春三月去松林野炊啥的,一直到中秋天气变冷之后才不怎么出来玩儿了。作者说,北京老百姓不太会做生意,有钱人赚一年的钱就花一年的钱,没有什么规划,普通老百姓也不太懂生意经,例如在北京做生意赚大钱的多是外省人,而北京的老百姓一般是当车夫、牵驴的、运煤的、搬砖的。此外,吃东西比较喜欢吃辛辣的,性格比较直,遇到矛盾容易打架、比狠。同时提到,北京的女子要比男子厉害,遇到官府找麻烦,一般都是女子出头应付,而让自己的丈夫躲在家里不要出来。

广东:物产丰富

广东即是当年的南越之地,南部常有珍奇物产,如明珠、玳瑁、英石等,这些都闻名于世。端溪的砚台很有名,色泽紫润;英德的石头也享誉内外,色泽黑绿,轻轻敲击,有金玉之声。广东产铁力木、花梨木、紫檀木,铁力木坚硬耐久,花梨木色泽光润,紫檀木色深木坚,都是木中上品。这三种树生长在粤西的深山之中,但是粤西人不太懂这些树的经济价值,最后是粤东人跑到粤西把这些木头采走了。广东人喜好夹着蒌叶嚼槟榔,可以说,广东人无论到哪、无论何时、无论主宾、无论官民,都吃槟榔。如果有人问正在嚼槟榔的广东人问题,广东人是不会吐掉槟榔来回答的,而是含着槟榔回答,经常会让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广东人这么喜欢吃槟榔,大概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原因,吃槟榔有助于消化。

广东这边种蔬菜很有意思,冬天时,瓜茄不凋落,到了春天,原来的蔬菜又自己开花结果,不用再撒种子,如此循环三四年,蔬菜才会枯去。广东香山是重要的贸易之地,同海外很多地方有贸易往来,因此,这里居住了不少外国人。最开始,这些外国人只住在船上,后来慢慢的开始在陆上定居,“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头”,虽然当地还算和平,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外国人一直在这里不断聚居,很难说一百年后的香山会是怎样的情形。

唐朝时,韩愈曾把潮州视为偏荒之地,但是如今的潮州早不是当年的潮州了,这里的富人很多,风气奢侈,身着豪衣,出门乘马,富人常配有戏班子或乐队,丝毫不比北方豪族差。但是朝廷还是沿用了唐朝人的观念,即把这里当作迁谪官员的地方,例如高攀龙曾经被贬官至揭阳。潮州在春秋战国时为闽越之地,其实这个地方的风俗跟福建有点像,这个地方人生活尚奢华,也跟福建漳州那边有点像,方言也跟漳州、泉州部分地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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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引领风尚

他认为姑苏人很聪明,对前朝字画很有研究,模仿古画常常让人不能分辨真伪。姑苏人常常会引领全国时代风尚,姑苏人要是觉得什么物件或者什么行为雅致,很快就会影响到各地文人,同理,一些庸俗的趣味也会因此传至大江南北。姑苏人的茶几、床榻的材料,流行使用紫檀木和花梨木,很少有雕刻,如果雕刻的话,也是用商周秦汉的样式,所以,全国的文人、富人也开始效仿这样的材质和款式。

姑苏人对那些精致的小物件很讲究,例如雕刻过的小石头和竹片等等,只要是奇货,姑苏人都愿意花大价钱买,甚至相互竞价,弄得一些物品市价极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藏品市场过热、泡沫很大。

河南:古之遗风

王士性提到河南自古为中原之地,是很多古代圣贤、明君的家乡,认为这个地方有古代遗风。他认为河南这个地方藩王太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实在是重,例如仅开封的藩王周王的后裔,到万历朝时就有郡王四十八位,宗室人员达五千人。地位低、没有俸禄的宗室人员,不得不去当苦力,而俸禄很低的宗室又没有能力向朝廷申请正式的名字,因为宗室的名字需要朝廷定,所以有的宗室成员六七十岁了还只有乳名。这些宗室人员,有俸禄的是勉强糊口,无俸禄的后代过得比百姓还苦,虽然有宗室之名,实际上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因为宗室成员原则上是不能去当农民、商人这些。他认为河南人继承了古代风俗,这里的人朴质直爽,说话很少骗人,一旦说谎话被揭穿,则会脸红、汗颜而不再辩解。

王士性还提到当地一个很好的风俗,一是亲朋遇到熟人破产无以为生时,会召集一帮人出钱帮他脱困;二是会定期邀请亲朋AA制聚餐,聚餐完后多余的钱就交给组织者保管,以后如果谁家遇到丧葬等事无力承担,则由组织者拿积累的钱来解决。还提到,很多洛阳人喜欢住窑洞,并不是因为贫穷,因为里面冬暖夏凉,且室内干燥,储藏粮食的不易霉变。他提到河南南召这个地方有很多矿工,裹足缠头,以开山、开矿为业,这些人成百上千聚在一起,由一个首领领导,在普通老百姓不去的陡峭深山里开矿,有时也会敲诈勒索富人,或干杀人越货的坏事,地方官一般不敢管。他还注意到河南地区的南北差异,提到驻马店确山县以南地区,多种稻田,习俗上更像湖广,确山县以北地区基本都种麦子,像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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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重教育重宗族

王士性认为江西这个地方书院教育发达,民间讲学之风很盛,王阳明的“心学”在江西很流行。江西人稠地狭,当地人如果不外出,很难糊口,而这里的人也有一技之长,例如看风水、看星相、医术、造车、木工等等,基本不是靠矿业等自然资源为生,而是靠技艺。特别是江西抚州人,很多人都外出谋生,作者说他曾经去云南,发现云南的汉人,很多都是抚州人,抚州人最开始是来云南做生意,基本仅限于城市,后来作者发现,就连当地土司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很多抚州人,甚至一些抚州人在土司地区做了土高官。

江西人以种田为生,比较勤快和俭朴,因为地少人多,生存压力大,所以忧患意识较强,享乐风气不重。老百姓赚了钱,一般会存下来以备急用,生活上也是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很少有奢侈的宴席或请戏班子唱戏。即便是没有钱作盘缠,江西人也会借钱出去谋生,所以,即便是遇到荒年,江西也很少有饥民,因为不能糊口的人早就外出了。江西人这种勤俭和居安思危的性格,使得他们因此受益,而其他省份的一些人,如果今年有余粮,剩的多,就买车买衣;剩的少,就吃喝玩乐,总之,不把钱花完就不甘心。

此外,王士性还提到,江西这个地方门第观念很重,宗族观念也比较强,人们比较爱面子,有些人虽然因为贫穷未能按时交田赋,但是只要家里还有能干活的人,就会发奋工作,努力把欠的钱还上,乡里亲戚也会帮助他。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这些人怕因为自己欠钱而在地方上名声不好。此外,江西人给自己的孩子取乳名也很有特色,基本都叫“乾一”、“坤二”、“离三”、“震四”等这样八卦风格的名字,主要是为了方便宗族算辈分、长幼和支系。江西人长大了也会使用乳名,这给当地官员断案带来了不少麻烦,这些人遇到诉讼,汇报姓名时故意说乳名,所以被起诉或被通缉时,有时一个案子里原告和被告名字可能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混淆,这让官员十分头疼,弄得案子很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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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崇山遍布

云南土地空旷,人口较少,如果没有江西人迁徙到这里居住,这里的开发恐怕会更慢,但是江西人搬迁来定居后,也会同云南当地人出现争执,双方也打过官司。例如,曾经有个两个江西人,一个年老,一个年轻,到云南经商,年轻人见一个云南本地人很有钱,便想勒索这家,年轻人带着老年人去这个本地人家里做买卖,年轻人故意挑拨关系,使得本地人同年老的人起了冲突,年轻人和老年人离开这家后,年轻人便把老年人杀了,嫁祸给这家本地人,勒索当地人二百两银子以私了。后来,本地人中有个人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便向官府报了案,最后官府一查,发现这个年轻人才是杀人凶手。此外,一些外地人来云南,好放高利贷,以至于利息常常高于本金,这使得一些当地人苦不堪言。所以,后来,地方官在遇到此类诉讼时,往往十分警惕,稍微偏袒本地人,以免被个别奸诈的商人利用。

云南有不少土官的地盘,例如丽江地区,山高险阻,粮食产的少,但是金银产的多。由于产金银,所以每当下雨后,土官会让百姓到水田里犁地淘金,然后上交给土官,“民间匿铢两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饿死者。”由于淘金,田地被损毁,以至于不少田地的粮食绝收。永昌这个地方,当年诸葛亮征孟获时,曾在此地击败了藤甲兵,如今这个地方还有穿藤甲的习俗。保山这个地方,不少人是明初明朝军人的后裔,人的肤色红润白皙,“得山川清丽之气,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南京)同”。这里工匠手艺很好,有些技艺,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云南靠近缅甸的地方盛产琥珀,成为部分官员眼中的奇货,“余在滇中,闻其前两直指(官员)皆取琥珀为茶盏,动辄数十,永民疲于应命,可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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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勤劳朴素

王士性认为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百金之家,夏天也不舍得买个布帽遮太阳;千金之家,冬天不舍得买长衣御寒;万金之家,饭菜很简单,生活朴素。提到因为山西人爱吃枣子,所以牙齿比较黄;因为爱吃羊肉,所以长得比较壮;因为西北风比较强,所以风吹得人的皮肤比较黑。提到这里打井很深,所以从井里取水很锻炼身体,人都很有力气,很少有风湿这些疾病。这里的人很喜欢挖地窖,用以储存食物、避暑和躲避战乱,且地窖不止一个出口,最后发展成了地道,以至于有的人不小心挖洞直接挖到了别人房屋下,跟别人的地窖连到一起了。这里的人做生意经常结伙,做生意成功概率比较大。大商人很多,可以说是全国实力最强的,一般来说,商人没有数十万两的银子则算不上富裕。

之所以山西商人们能做大做强,那是由于他们有一套良好的运营生态,工作团队的素质比较高。例如一个人出本钱做生意,其他人会赞助入股,大家很少相互猜忌。如果张三借钱给李四做生意,但是张三后来去世了,而张三的子孙不知道入股这个事情,那么李四也不会隐瞒,而是努力把钱偿还给张三的后代,很讲信用。在这样的良性生态下,贷方和借方身份经常相互转换,因为相互信赖,资金周转的成本较低。他还提到,商人致富了不是把钱藏起来,而是经常给合伙人或工作人员分红,大家能一起致富。山西人除了勤俭和会做生意以外,还很会搞畜牧业。山西人把全国都当做自己的牧场,一般是把羊群养在外省,派几个人去看管牧群即可,且把羊驯得很温顺、守秩序,羊群移动起来不会到处乱跑。冬天时山西缺少牧草,这些羊群会被赶到山西以南地区就食,最远可以到达湖广地区的洞庭湖,等到春天时,再把羊群赶回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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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鱼米之地

湖广布政司(湖南、湖北)在春秋战国时号称六千里大楚地,北部疆域已靠近黄河流域,到了明朝时,楚地即湖广布政司依然很大,省内探亲访友,经常行进数千里,省里向府州发个文,也要很久才能送到。张居正当年担任内阁首辅时,朝廷的九列公卿,几乎有一半是湖广人,例如内阁次辅吕调阳、兵部尚书方逢时、工部尚书李幼滋、曾省吾等等,都是湖广人,这些张居正的乡人占据了朝廷的重要职位,成为张居正理政的重要助手和依托。张居正逝后,楚人受到压制,吴人官员崛起,再后来则是江西官僚崛起。

襄阳这个地方有很多古迹,因为汉江常发洪水,所以当地官民不得不修筑汉江大堤以抗洪。风调雨顺之时,大堤没有抵御洪水的压力,于是大堤成为年轻男女郊游踏青的地方,江边十分热闹。蕲州和黄州一带,文人辈出,但是文人的风气同古往不一样,这些文人的爱好很小众,以志向旷远自居,对于世俗之事不太关心,有东晋士人清逸好玄的风格。这两个地方的人,不仅士人工于诗赋,当地不少女子对诗词也颇有研究,例如周元孚和董夫人,就以文采闻名于世。当地的士人除了善作诗赋,还出了很多佛法高深的和尚及尼姑,他们谈及佛法,深幽精辟,水平很高。

永州这个地方,乡下风俗有点近似广西,男子下裳很长,走路时拖在地上,而女子的裙裤反而只到膝盖处。当地衙门服役的、给官员抬轿的、驿站传送文件的、马车御马的基本都是女子,也算是地方特色。郧地地处湖广、陕西、四川的交界处,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里面居住着不少失地的流民。这些流民,时不时反抗朝廷,朝廷虽多次镇压,但效果不太好,后来有人建议将这些流民编户管理,并将该地升格为郧阳府,此后,这个地方才稍微安定了一些。施州等地,男子不裹头,女子喜欢穿花布衣服,亲属去世,当日就入葬,而不会停棺很久。生病后,有时会请人敲锣打鼓来驱除疾病,民众比较尚武,腰间常别着弯刀。

湖广多湖泊河流,号称“泽国”,其实淮、扬、吴、越之地也是水乡,但是鱼的产量没有湖广这边这么高。湖广的大江之中多鲟鱼和鳇鱼,鱼虽然长得很丑,如鱼的鼻子长度快要接近鱼身的长度了,但是这种鱼的味道十分鲜美,可谓人间美味。这些江鱼,很难人工饲养,只能靠渔人撒网捕捉。另外,贵州黎平,虽然属于贵州,但是十分靠近湖广,所以在教育上受到了湖广的影响。这个地方的士人考试很厉害,科举考试中榜的经常占贵州所有名额的三分之一,以至于贵州其他地方的士人很生气,强烈要求黎平的士人不在贵州考试,应该到湖广等其他地方考试,但这个抗议最终不了了之。

浙江:风格多元

王士性认为浙东和浙西风俗不太一样,浙西风俗比较奢侈,喜欢收藏各种物件,富豪也多,富豪家里仆人成百上千,出入排场大,生活奢靡。浙东人相对敦朴,比较节约,有上古遗风,很重视气节,很少有大商人。他把浙江人分为三个类型,宁波、绍兴这边读书氛围比较浓,很多读书人以文字为生,例如帮人写书,帮人打官司,这些人一般在外地谋生。金华、衢州的人比较勇武刚健,性格比较强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去诉讼,很多地方官衙的低级杂役都出自这些地方,因为他们能镇得住场。台州、温州等地,因为靠山靠海,所以基本是渔猎、种田为生,商人们也很少去外地。

王士性解释了这种差异的原因,他提到杭州、嘉庆、湖州是平原地区的水乡,是“泽国之民”,金华、衢州等地区地处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靠近大海,是“海滨之民”,三地各有习俗。“泽国之民”因为河道便利,所以物流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百姓容易致富,习俗也奢靡;“山谷之民”因为靠近山区,所以性格刚强,容易因琐事争执乃至犯法,习俗俭朴,心气也高,不太把那些富裕缙绅放在眼里。“海滨之民”,出海打渔,常常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九死一生,赚钱不易。因为可以打渔,所以浙东百姓不会太穷;因为贸易不繁荣,百姓也不会太富。

浙东贫富差距小,百姓之间相处融洽,习俗不奢不俭。他还提到,绍兴和金华这两个地方,很多人都去外面谋生,那是因为这里的人越来越多、田却只有那么多,不得不外出。这些人当中,头脑灵活、口才好的人很多都在北京从事打官司、管家等方面的工作,北京人,从富豪到平民,对这种类型的人需求很大,遇到难事也基本都是这些浙江人帮忙参谋、打理;此外,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在北京皇城西南门附近经商,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而东阳、义乌、永康人,性格强悍,不安于种地,当年倭寇侵略浙江,这些地方的人是抗倭主力,所以嘉、万年间明朝基本消灭倭寇之后,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当了武将,有的因为立功得到了重赏,且朝廷了解他们的战斗力,所以全国各地的要塞堡垒,有很多浙江兵。但这些人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来越桀骜不驯、难以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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