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邓公”，我们真听懂他的话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补壹刀”（ID：buyidao2016），作者/花叨叨。本文特别鸣谢昆仑策研究院宋方敏常务副院长。】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被更多国人提起、缅怀。

与此同时，随着舆论生态的进一步复杂化，不知从何时起，言必引“邓公”成为一些群体在争论中的一种流行。

比如，强调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不再改革开放？我们现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挑战究竟是“左”还是“右”？我们的改革探索是否需要争论？等等。

在这些讨论中，邓小平的一些论述被经常引用，以作为驳斥对方的论据。有时候，给对方扣上一顶“你是不是反对邓小平论述”的帽子，很容易“一招致胜”。

但是，当我们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懂邓公吗？

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

这本不应当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但在40年来的实践过程中，对它的认识却是很模糊甚至是混乱的。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针对当时“改革开放迈不开步，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顾虑曾经指出：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把这段话曲解为不问姓“社”姓“资”，甚至进一步鼓吹突破姓“社”姓“资”的界限，因为这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这些思维在深化国企改革等讨论和实践中显得尤为突出。

但显然，邓小平这话的意思绝不是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资”问题的要害性意义，并且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他还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

邓小平并非完人，改革开放实践也并非完美。在后来市场经济一些领域的改革中，出现了过度倡导私有化的苗头。对此，邓小平也是有预见的。

回答非洲朋友的忧虑时，他曾断然说道：“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可见，邓小平是高度重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他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我们今天再次强调改革开放的方向性问题，强调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属性，不仅没有与改革开放的最初设计冲突，相反，它恰恰是对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的强有力保障。

“主要是防止‘左’”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话的确是邓小平说过的。

这句话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改革中错误思想倾向的具体判断。

之所以“主要防止‘左’”，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受“左”倾错误影响比右倾错误影响的时间更长、伤害更重，而“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

在搞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从以往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同志，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如果“左”的枷锁不解脱，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

因此，“主要是防止‘左’”，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人在思想层面尚未摆脱革命年代留下的条条框框，针对的是改革迈不开步子。而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过。

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全盘西化”，“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而不是“左”的错误倾向。

在29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两任总书记“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更值得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对当时的干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时，特别强调“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不争论”

“不争论”，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邓小平名言。

这些年，“不争论”在很多场合里成为阻碍民众讨论改革举措的一张“王牌”，甚至已经做错的也不许追究，否则就是拖改革的后腿。

这让一些群众对“不争论”感到不解，甚至有些生气。

如果邓公听到有人如此绝对化理解“不争论”，恐怕也是要生气的。

“不争论”的意思是，对于看准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又能够做好的事，领导就要胆子大一些，减少无谓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在试验中探索前进。既然是一种试验，就要让试验结果去说服人，去证明一切。

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也不搞强迫。“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还要接受实践检验。“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邓小平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而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大的错误”。

很明显，“不争论”无论在哪个层面都绝不等同于“不质疑”，更不能成为否定实践检验的挡箭牌，亦或成为鼓动我们犯颠覆性错误的“试错”理由，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

摘出某一句话进行绝对化解读，本身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违背。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不能简单看作个人的思想创造，它凝聚着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正在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任何割裂的、教条式的理解，都违背邓小平理论。

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指导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才是对邓小平真正的缅怀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