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义和团”?

     来源:平原公子

      有一段时间,“义和团”成了贬义词。

    就连网络上互相攻击,都喜欢骂别人“义和团”。

    历史发明家们从各种犄角旮旯里编出段子,讽刺清末义和团的团众们愚昧、无知、盲目排外。说他们是“愚民”、“乌合之众”、“迷信”,被“洗脑”、被利用的一群人。

    确实,我们唯物主义者承认,义和团确实不高明,包括太平天国也不高明,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张角、到黄巢、再到张献忠李自成,都不高明,这叫“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很多人攻击义和团,主要攻击他们“以落后排斥文明”,断铁路、断电线、砸洋货、攻击“文明开化”的西方传教士。

    但是你要考虑到——他们为什么会诞生?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万事都有个缘由,好端端的温和怕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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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历史教科书如此评价:“......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暴露于国人面前,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我再说得透彻一些,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为什么说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呢?因为自1840年,清政府在列强面前一败再败,不断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深入中国内陆,各处设立教堂,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

    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无机。

    中国本土的不法之徒、恶棍流氓看到清朝地方官员在洋人传教士面前的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于是纷纷加入基督教,只要入了教,就获得了特权,为虎作伥,变本加厉欺压中国百姓,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仍不得不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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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吸纳的“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辖,不再向地方政府纳税;传教士和当地的“教民”、土匪勾结,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放贷催债,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并且强势插手地方经济、政治、宗族问题。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问,听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

    那时候,“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涞水县教案”,涞水县当地的村民传统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过年,基督教的“教民”们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杂过年的彩棚。教民转头还诬告百姓,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官府“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府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此后,教民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最后,当事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打死当事教民三十多家。

    残暴吗?残暴!愚昧吗?愚昧!文明吗?不文明!以暴易暴,简直是个法盲!但是他还有什么办法?他只是一个农民,被逼到绝境里,他只能想到这种报复的方法。

     义和团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冠县蒋家庄,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没有现代化的理论,也没有现代化的组织,每次和洋人打完,想的还是回家种地;慈禧太后曾经想要赏赐义和团领袖10万两白银,结果他们断然拒绝了,他们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某等自备资斧,欲图报效,不受国恩”。他们是——“自带干粮的爱国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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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着朴素到简单粗暴的爱国思想,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他们不聪明,不文明,组织不先进,没有科学理论指导,也有很多不法之徒混进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也不懂得清理队伍、分辨战友和敌人,当时,为了污蔑、丑化义和团,很多“教民”都混进了义和团。“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由于他们失败了,而且是屈辱地惨败,所以,所有的帽子,都被扣到了他们头上,他们被残酷地屠杀在自己地国土上,英国记者辛普生记载了他目击的情况:“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联军斩杀被俘的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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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庚子国难后,清政府和八国联军一起屠杀义和团,把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当义和团一起杀害;如今,高高在上的“历史发明家”、“键盘政治家”们,占着道德制高点,骂他们是“乌合之众”。可怜啊可怜。

      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句话叫做“逼上梁山”,重点在于“逼”字,晁里正好好做着里正,鲁提辖好端端做着提辖,武都头好端端当着都头,林教头好好做着教头,基层公务员干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上梁山呢?那你就要问一问西门大官人、蒋门神、张都监、黄通判、高太尉、梁中书这些乡贤、豪强、大佬们给不给活路了。如果不给,那有什么办法?等死吗?

      日本电影《七武士》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台词:“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

     “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义和团确实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文明,不进步,他们搞迷信,挖铁路,断电线,喝纸灰,自以为神仙保佑、刀枪不入,他们打仗也不行,遇到洋人一触即溃,根本没有太多的贡献,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他们也曾不分好歹、滥杀无辜,无知的他们也曾被清政府利用,最后又被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出卖。

      但那又怎样?你还想要他们怎样?他们只是一群想着好好在家种地,好好在家做生意,好好养家糊口、传宗接代的普通中国农民,有些人连这点安宁都不给他们,请教,他们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才能又文明又礼貌地给自己争取利益、给自己求个公道?

     如今,“历史发明家”和公知们污名化义和团,抹黑中国农民所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努力。但是,当年义和团的敌人,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却如此评价义和团:

  “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诸位,我们是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接受过科学、系统的现代教育,我们懂得数学、物理、化学,学过马列思想,唯物主义,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宽容,什么是人性,我们见识过先进、高效、如臂使指的社会组织,我们还有着发达的生产力,还有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保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高谈阔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其实,异地而处,我们21世纪的大多数现代人,真的比他们高明,比他们聪慧,比他们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办法救中国吗?

    兄弟,你拿得起斧头,挥得动镰刀吗,听得懂口号和指令吗,面对欺凌压迫,枪炮刺刀,迈得动腿吗?你有本事对强盗讲宽容、仁爱、人权、善良吗?何不食肉糜啊!

    兄弟,高处风大,小心着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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