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从中美贸易战中分一杯羹的台湾，怕是要凉了

中美关系历来是严肃讨论台湾问题的必要背景和框架。就美方立场而言，存在颇具张力和矛盾性的两种对华政策路线：其一是尼克松时代奠基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的“一中政策”，美国基于此“联中抗苏”取得冷战的决定性胜利，并成功地打开了中国大陆的贸易市场；其二是以1979年《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美台特殊关系”，美国基于此对中国大陆形成政治制衡与地缘性的遏制。在美国朝野格局中，支持“一中政策”的被称为“接触派”，支持对台特殊关系的被称为“遏制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周期里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调是接触主义，奉行较为克制的“一中政策”。美国的接触派用以说服朝野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对华接触及坚持一中原则，有助于中国逐步融入西方民主体系并向美国开放利润巨大的市场。但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路径显然超出了接触派的乐观预期，朝着国内政治的威权化及“一带一路”自主市场体系方向快速调整，十九大报告及2018修宪更是将这一新取向予以法制固化，构成了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的“新时代”。

新时代的主题只有两个：其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统一台湾是必然要求；其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是在全球治理的理想秩序层面对美国的竞争与超越。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完成“民主规训”，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党的领导”是最核心的特征。这不仅引发了美国普遍性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焦虑，更导致了对华接触派的失语和失势。2017年底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及“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国会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特朗普最终决定发动对华贸易战。

中国应对全面升级之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立场是：刚柔并济，对等升级。在中美你来我往的“史诗级”贸易战与国际秩序对抗中，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一时“虚高”，具体表现为：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的“麦卡锡主义化”必然凸显台湾海峡的“新冷战”前沿定位及美台关系的升级预期，这与台湾遭受大陆结构性压力下的求援与游说需求正好契合；

第二，台湾2016年完成政党轮替，民进党完全执政，开始寻求“全方位台独”，摒弃作为两岸和平基石的“九二共识”，开展“离岸主义”替代；

第三，《台湾旅行法》在《台湾关系法》立场上继续后退，实质消解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共识基础与一中本质，但其具体执行很可能只是美国与中国在更高层面利益交换的新筹码，而不是对台湾的“战略保证”；

第四，美国在中东以叙利亚为支点对抗俄罗斯，在东亚以朝鲜和台湾为支点对抗中国，随着半岛和解，台湾的“孤立支点”价值更加突出；

第五，台湾问题根源于中国内战，耽搁于朝鲜战争及二战后冷战均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剩余问题”，是中国无法放弃的“最核心利益之一”。

这些内外因素决定了两岸自主性政治和解与统一将日益困难，而“台独”取向的民进党政治冒险主义只能增加“武统”可能性。在安全秩序无法保障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外来资本进入台湾，而台资流失自保必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和趋势。

民进党至今无法理解，“九二共识”本身既是中美台湾议题上的传统政治共识，也是台湾经济持续发展的秩序前提。有了“九二共识”，美国就可以“民主”理由阻止大陆单方面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一中”理由阻止激进“台独”，从而同时凌驾两岸而收取双份的“保护费”或“政治仲裁费”。

美国今日的鹰派指责既往对华政策失败，是意识形态先行，不懂其中的政策来龙去脉及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复合逻辑。现实是，民进党放弃“九二共识”而全面准备台独，美国实质放弃“一中”承诺而以《台湾旅行法》给出台湾无限的政治想象空间及非分期待。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微妙而尴尬的局面：美国和台湾联手破坏了奉行数十年的中美台湾问题之共识与现状，导致所谓的“维持现状”成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或烟幕。美台的单方面背约行为刺激大陆严肃考虑《反分裂国家法》之“非和平方式”启动问题，“武统”因而成为被迫进行的主权自卫行为。

民进党在全面“离岸”的同时，奉行“全面亲美”立场，时时处处“唯美是从”，甚至在中美贸易战中上了美国战车，对大陆封锁芯片技术与材料，可谓“亲者痛，仇者快”。由于民进党不可能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及国家利益自觉，而只是本土主义的割据政权，其内部统治秩序又出现了民粹化与制度化暴政，终于站立在两岸人民的共同对立面，而其自身的民主光环、经济优势、地缘文化影响力及国际地位必然日益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