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联出招，香港专栏作家：破坏私有产权秩序和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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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局势的发展变化，其实很多人都清楚知道症结之所在，是香港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在经济之中，首要改善就是房价过高和贫富差距的问题。

特首林郑月娥在她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曾提到：“香港楼价高得离谱，租金贵得逆天，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重的民生问题，必须改革。”随后她先后公布了“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和大规模的填海计划，抛出“明日大屿”的光明远景。

但遗憾的是，这些改革政策都遭遇到了重重阻碍。

当前发生在香港街头的示威游行，表面上是表达政治诉求，但本质上其实还是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的无所适从。尤其是香港楼市刚性需求巨大，而楼盘供给少，导致房价在过去几年录下惊人涨幅，许多年轻人只能“望楼兴叹”。

对此，11日上午，民建联在东方日报等主流报纸上刊登文宣，要求特区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大量兴建公营房屋，争取在3年可以交屋获得成效。

在文宣下方，民建联更是疾呼：“收地建屋，刻不容缓。”

据了解，《收回土地条例》脱胎于港英时期的《收回官地条例》。

上述条例规定，政府拥有收回土地的最终权力，特首或是行政会议可以在承租人违反了地契条款，或者是政府有意收回土地以作公共用途两种情况下实施这一权力，前提是征收土地的补偿要相当于该片土地当时的实际价值，可自由兑换，但不得无故延迟支付。

曾有香港律师指出，全文124章的《收回土地条例》明确了政府收地的权利及补偿的义务。在后者上少有争议，但是需要法院裁定的是：何为合理补偿？土地当时的实际价值又如何界定？

早前，民建联也几次建议林郑月娥要善用这一条例，加快公屋供应。但是林郑月娥对此多有顾虑：如果轻率地动用条例，反而会引来漫长的司法复核，最终妨碍到推动觅地建屋大计。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在香港局势陷入动荡不安之际，民建联再次与林郑月娥取得会面，大力游说她要动用条例，收回农地建造公共住宅，改善基层百姓的住房条件。林郑月娥一改过去的态度，对建议“不置可否，不再抗拒”。

在刊登了“收地建屋，刻不容缓”的文宣后，上午11时许，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发展事务发言人刘国勋和房屋事务发言人柯创盛等在立法会举行记者会，阐述民建联针对土地房屋政策的意见。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指出，土地房屋是各种社会矛盾中重中之重。政府早前修改《长远房屋策略》有关公私营房屋的供应比例，由六四比改为七三比，但未能纾缓公私营房屋供不应求情况。

按政府现时掌握的土地，假设所有觅得土地能如期推出作建屋之用，未来十年也只能兴建约24.8万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新目标31.5万个仍相差6.7万，缺口甚至比未修改《长策》公私房屋比例前的4.3万个还要多，提高目标只是画饼充飢。

房屋事务发言人柯创盛称，目前香港公屋上楼平均轮候时间由以往3年延长到如今5.5年，预计这个数字在未来一定会突破6年。动用条例征收土地，不仅可以短期内解决房屋供给的问题，也可以为长远处理土地供应问题铺设条件。

对于外界的质疑，联立法会议员刘国勋则指出，只要政府有具体规划，让市民了解并非滥收土地，相信遭遇法律挑战的机会不大。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和房屋事务发言人柯创盛（右）

对于民建联的出招，反对派政客一时之间被打得措手不及，但也反击称如果林郑松口则是在转移视线。

这种质疑，可以说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早前就有声音指称，反对派议员中不少都是香港富商安插在政治舞台上的棋子，通过阻碍特区政府的政策实施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攫取底层百姓的利益。而现今的一些游行示威很有可能就是早年间资本阶层阻挡“八万五”政策事宜的旧事重演。现在看来，相关猜测并非空穴来风。

尤其是一位微博认证为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卢安迪更是发文，以耸人听闻的口吻称，“如果一会儿港府宣布用eminent domain强行收回发展商手上的农地来建公屋，那就真是药石乱投了，严重破坏香港的私有产权秩序和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观点与包括《苹果日报》在内的毒媒长期以来宣扬的观点别无二致。这些港媒作为资本阶层的传声筒，一直宣称：一旦确立利用合约权力收地案例，那就等于变相宣称香港一切地产、物业权属都能给予公共用途而被即时征收，对私人产权完整程度势必构成严重冲击。

此外，还有不少的香港网民担忧，如果真的大建公屋，会导致地产业动荡，进而影响整个香港经济。

新华社在早前刊发的文章《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中指出，不可否认，有些民怨确实是特区政府政策上缺乏远见所导致的。但香港深层次矛盾之所以难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构上的互相牵制，造成施政困难；也有政府举措失当，还有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理念下，教条式执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带来不作为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反对派不断制造和挑起政治争拗，罔顾经济民生大局，人为制造了各种困难。

这些因素盘根错节，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各求所好，别有用心者趁机搅局，结果问题不断在讨论，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时间流逝，矛盾积重难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飞龙受访时也表示：“回归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特区政府确实没能更多地通过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导致香港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