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曼尔诗笺》让郭沫若上当

文 | 丁东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71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故宫举办,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文书,一件是白居易的《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815年)的三首诗《忆学字》、《教子》和《诉豺狼》,署名也是“纥坎曼尔”。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在新疆发现了唐代的汉字文书,自然不是一件小事。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看过原件十分兴奋,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一文,尤其对这三首诗给予高度评价:“第三首《诉豺狼》是痛骂恶霸地主的诗,非常痛快,也非常尖锐,有声有色,诗没有押韵,但确是一首绝妙好辞。”郭文说:“作者祖孙父子四代都是学习汉文……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对于《卖炭翁》,郭文认为“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的抄件”,“元和十年上距宝应元年(762年)李白之死五十三年、大历五年(770年)杜甫之死四十五年,而李杜的诗歌已为西域兄弟民族所‘欣赏’,文化普及程度的深且广,难道不会使人大大地睁开眼睛吗?”他还说:“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已大受欢迎,远传至高丽和日本。相传新罗王愿以百金购买白居易诗一首,现在又得到西域坎曼尔的抄件,我看倒不仅价值百金,直可称为无价之宝了。”

  郭沫若文章一出,《坎曼尔诗笺》身价百倍,甚至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但也有不少异议。国外有苏联学者质疑,国内史学家张政烺也认为,《坎曼尔诗笺》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诗笺中竟出现了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坛’、‘谷’等;二是诗笺上的字体在唐代还没有,只是在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出现;三是有些词语如‘东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1980年,学者肖之兴也在《光明日报》发文提出五点质疑:一是“坎曼尔所写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二是“(饣食)”被认为是“馕”字的简化字,但“馕”字出现很晚,不要说《康熙字典》未收入,就是解放前的《辞源》、《辞海》都没有此字,唐代怎么会出现它的简化字呢?三是坎曼尔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是九世纪的新疆居民,却怎么会提前采用伊斯兰教的名字呢?四是诗笺背面是察合台文,但它是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才逐渐形成。汉文书写应该比察合台文早,但从诗笺的书写痕迹看,汉文墨迹浸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明明晚于察合台文,那么诗笺怎么可能是唐人所写的呢?五是元和年间的前后许多年,回纥人尚未到达米兰,米兰尚为吐蕃政权占据,此时既无汉人也无回纥人居住,怎么可能会出现写汉文诗的回纥居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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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主流意见仍然认为诗笺是唐代文书。

  学者杨镰穷追不舍,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弄清楚诗笺的纸张确是出土文物,但汉字却可能出自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的L先生和S先生,1990年底到1991年初,他到乌鲁木齐寻找当事人,L先生已于一年前去世,S先生给杨镰写出证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从西大桥到现址以后,L同志就曾叫我抄过诗篇。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抄完后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离开博物馆。两张纸怎么被当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况,我毫不知情。大约十年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真相大白。身为考古泰斗的郭沫若,的确是上了一当。当时的这起伪造文物事件,郭沫若也不是没有疑问,只是因为这件文书太适合政治需要了,所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今,考古发现和地方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许多地方都恨不能挖出一个兵马俑,变成摇钱树,以假乱真的经济动机空前高涨。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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