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手握列宁“政治遗嘱”的他为何还是悲剧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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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同时代的领导人,少有回忆录存留于世——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譬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甚至包括列宁本人。于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接管了联共早期历史的注释权。众所周知,《简明教程》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并撰写部分章节,视之为斯大林的个人传记毫不为过。也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回忆录才显得弥足珍贵。

1929年,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在马尔马拉海中一个叫普林吉坡的小岛上撰写了《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那一年,托洛茨基50岁,对于一位政治人物而言,远未到写回忆录的年纪。那一年离托洛茨基被刺身亡还有11年。所以,后世读者在阅读这本回忆录时便有了一种基于时间的比照,以及由此产生的优越感。犹如一位手握正确答案的监考老师,站在托洛茨基的身后,审视这位考生在历史深处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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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通过《我的生平》,人们可以知晓:在1929年,哪些事,已被他预见;哪些事,是他粗忽的漏算;哪些事,还处于他认知的盲区。如果读者对主人公抱有一份同情,也许要发问:假如托洛茨基知道此后11年的人生际遇,1929年会怎样编写自己的剧本?

《先知三部曲》作者多伊彻(他的《先知三部曲》被公认是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权威著作)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古典悲剧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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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古典悲剧中的人”

此言不虚,先知的无奈大抵如此,长于通晓天道,却拙于揣度个人前程。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命运悲剧的高潮就是他在权力巅峰被绊倒的那一刻。确切地说,是从1922年5月列宁卧病至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20个月,恰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角逐列宁继承权的“王位空缺期”。托洛茨基因何从与列宁齐名的十月革命领导人、红军缔造者,沦为“乡巴佬式的犬儒主义者”斯大林的手下败将?(关于斯大林,见根号三相关文章《来说说斯大林吧,一位用电话的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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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之父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里用了近四个章节来解释自己的失势,他祭出的是“君子-小人”两分法。对此,人们并不陌生,刘项之争正是这个路数。但必须指出的是,用“君子-小人”两分法来解释无比严酷的党内斗争,显得太简单,也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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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主张论,托洛茨基要比斯大林更激进,更“左”

诚然,托洛茨基可凭借的是列宁的信任。可检视双方力量对比,却不难发现,与托洛茨基作对的是多么庞大的阵营。这个阵营,远非《我的生平》所指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驾马车”所能囊括。不夸张地说,在托洛茨基试图抛出列宁“政治遗嘱”时,他在俄共最高领导层中早已成孤家寡人。他的反对派里,甚而包括当年像孩子般依恋他的布哈林。对此,托洛茨基采取的是见而藐之的态度,他将自己的敌对者统统归结于一个词——不肖徒辈。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后,是被解除所有职务,开除出党,流放阿拉木图,直至被驱逐出国。

客观而言,托洛茨基决不是醉心于“悲剧崇高感”的幼稚之人。在被驱离权力核心后,他也曾与“敌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结盟。但一切为时已晚,此时所有人皆成斯大林权力游戏里的道具。季诺维也夫在联手托洛茨基逼宫未果后,又再次向斯大林投降。由此看来,托洛茨基称之为“不肖徒辈”,倒颇为贴切。

值得玩味的是,在反托洛茨基运动中,斯大林的帮手们,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等,大都死在了“斯大林政权最凶恶的敌人”托洛茨基前头。上述事实,《我的生平》没有提及。因为托洛茨基撰写《我的生平》时,这些人物的结局尚未上演。当然,作者本人的结局也未上演。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的这本《我的生平》,在原俄文译本之后附录了由国际共运史专家周尚文教授编写的《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因着这篇文章,托洛茨基的人生拼图得以完整,几多不堪的人生际遇也因此呈现。不断革命论的炮制者,以不断流亡来践行自己的美学:在寄居土耳其四年后,托洛茨基再度被迫踏上流亡之旅,在短暂停留法国和挪威后,最终落脚大西洋彼岸的墨西哥。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迎来了自己的结局,先他而去的是他四个子女——均为非正常死亡。

后世读者洞悉了过去之人的命运,却不能予以提醒。而过去之人,譬如托洛茨基,注定无法规避属于他的风险与不幸,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历史逻辑吧。思之品之,悲悯怎不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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