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的崛起与大清帝国的衰落 ——“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有一墙之隔！

         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如果用这句话老看明治政府统治下的日本，时刻以最低姿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技术，促成了日本帝国的迅速崛起。前文已经就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进行了简要介绍，而且就其重要意义也进行了阐述。不难看出，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全面飞跃。国力日渐强盛，爱国主义情怀，也在渐渐向“极端爱国主义”转变，而由“极端爱国主义”到“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众人合力推倒一个本来就颤巍巍的墙而已。

明治政府时期，日本民众受到是“忠君爱国”的臣民教育。对天皇来说，日本民众就是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

这种“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被日本政府短暂抛弃，而又迅速拾起，极为别扭的和民主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形成明治政府特有的教育模式。

一、愚忠思想更加严重

日本民众刚刚从幕府时代解脱出来，思想还未彻底转变。除少数知识分子较快的接受西方文化，产生较为强烈的民主自由思想，并由此导致了几次较为强烈的民权运动。绝大多数日本人，思想上处于保守状态。还没来得及接受、理解、吸收民权主义思想，就被新的“愚忠”教育套上了精神枷锁。

当然这个精神枷锁，因其具于较为明显的延续性，因而民众更容易接受。相对于幕府时代的愚民思想，天皇的愚民教育，不仅仅是受益对象的变化。从忠于幕府将军、藩主，到忠臣于全日本唯一的君主——天皇。而且从形式也有更大变化。过去只是手口相传，而现在从幼儿抓起，有较为完备的新式教育体制，此种教育方式更为彻底、更为深入。

对于那些年龄较大的日本人，根本无需投入太多的教育资源，因为传统思想就是“忠于领导者”，从将军、藩主到天皇，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但是对于新生一代人，对他们的教育才是最深入、最彻底的。从小脑袋里就被打上“忠君爱国”的烙印。天皇作为君主，在他们的脑海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因此，在1912年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去世前后，日本社会弥漫着一种极度悲伤的气氛。

天皇病重的消息传出后，据《明治大正见闻录》记载：“皇宫前的草地上，祈愿天皇陛下康复的人群，从早至晚越聚越多。他们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人近似发狂。其实不仅是这些人，市内所到之处，悲痛欲狂的人们随处可见。”

此种情况，在明治天皇去世以后，尤为突出。

举国上下的悲恸，在中国也曾出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过世的时候，亦是举过悲恸，但是此种悲恸与日本民众对天皇去世的悲恸有大不同。

在日本民众的脑海里，明治天皇的去世，是心里的神轰然崩塌，无助与迷茫，找不到活下去的方向和目标。

在中国人的眼中，两位领袖的过世，是人们心中的不舍。虽然在农村，这些文化落后的地方，人们曾有过祭拜毛主席、周总理像的现象，但是这种意识，只不过是人们发自于内心的感激与崇敬，并未神话其个人形象。

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无神论”，是新中国政府积极倡导的。而明治政府倡导是天皇的个人神话，与封建统治阶段，中国古代皇帝一样，强调“天子”身份，君权神授的思想一样。

明治时期，日本民众所接受的正是接受此种封建君主思想灌输，同时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两者杂合在一起，形成日本特有的“愚忠”思想。

这种思想影响的日本社会，民众思想更加被禁锢，强于日本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因为，此时的日本民众，已经有了“国家”意识。

二、国家意识与爱国主义

幕府时代的日本民众，基本没有国家的意识，但是有幕府、藩国的意识。恰如同中国在春秋时期，人们并不关心“周天子”，而是时刻忧虑自己的郡国安危。

明治政府建立统一的日本后，日本民众的国家意识才逐渐被建立起来，日本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西方强国进入日本社会，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美、英、德等国与日本国的认识。

而中国人民国家意识的建立，萌发于义和团运动，发展于辛亥革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才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在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后，这种国家意识才更加强烈，伴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爱国主义情怀也更加强烈。

一种意识的建立，必然附带着一种情感。国家意识，必然附带着爱国主义情怀。这种强烈的种族认同感，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那必然引起灾祸。

如果说“黑船”到来后，一个时期内，日本民众表现出的针对外国人，反对外来文化侵入的过激行为，只能称之为狭隘的爱国主义。那么在明治政府统治时期，日本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才真正向广泛的爱国主义情怀发生巨大转变。

伴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始、盛行，到被压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又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明治政府与幕府共存的幕末时期，狭隘的爱国主义曾在民众思想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尊王攘夷”思想的影响下，自认为社会精英的武士阶层针对外国人、本国知识分子、倡导学习西方官员的暗杀一时成风。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怀，弥漫了整个日本社会，“爱国贼”的行为随处可见。这些激情的“爱国者”，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很快掀起了“愤青”大肆刺杀外国人的风潮。对内把怒火洒向本国同胞。

“樱田门事变”之后，排外风气更加高涨，在外国人看来，日本充满了暴力和恐怖。尤其是发生了“生麦事件”，酿成巨大危机，一度将日本推向战争边缘，最后幕府不得已赔偿巨款，才平复了一场战争隐患。

那些理性主张朝廷和幕府融合、采取开国进去主义的有识之士被视为通敌，成为暗杀对象。井伊直弼、坂本龙马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这种盲目排外的社会破坏活动，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也在持续计划明治政府与幕府之间的矛盾。“爱国愤青”的行为，逐渐被世人所唾弃。国民慢慢意识到，只有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接受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倒幕运动开始，明治统一日本，并开始了漫长的改革运动，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渐渐消亡。

此时的日本民众由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怀，逐渐向广义的爱国主义情怀转变。全国上下，追随明治政府的脚步，全身心的追赶西方列强的热潮中。

三、极端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教育改革的推进，盛极一时的自由民权运动自此彻底消亡，自由民权意识再也无法进入日本民众的思维，愚忠思想达到巅峰。

政府对“诺曼顿号事件”的处理，严重激怒了民众，他们要求彻底废除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成为公众舆论声讨的对象。

“鹿鸣馆外交”初衷是，日本政府向西方强国表明自己已经是“文明国家”，与西方强国取得同等地位，以此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欧美列强的法外治权、领事裁判权，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的目的。

但是这项举动却被国内外讽刺批评，“鹿鸣馆外交”就此破产。

不得不说“鹿鸣馆外交”，既包含了日本政府的过分自信，认为自己已经达到“强国”身份，也包含了民众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怀，民众普遍认为，日本已经强盛，完全没有必要向欧美强国屈膝谄媚，以此获得“不平等条约”的修改。

过度自信的明治政府与过度自信的民众，直接破坏了明治政府的所有努力。

“鹿鸣馆外交”破产后，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重启谈判。终于在1889年，日本与美国、德国、俄国签订新条约，但是在与英国签订新条约前，条约内容曝光。虽然这份新条约，未能实现“立即废除欧美列强的法外治权、领事裁判权，恢复日本的关税自主权的目的”，但是在日本实力仍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大隈重信能争取到如此地步，已经实属不易。可是，消息一传到日本，举国哗然。

转眼间大隈重信成为“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爱国愤青”更是要决心和“卖国贼”斗争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被刺杀，虽然只是被炸伤一条腿，但是在政府也形成了一种“死亡阴影”，没有人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欧美列强的法外治权比大隈重信的方案晚了五年，实现关税自主权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日本才实现关税自主权。

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怀弥漫的日本社会，“爱国贼”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极端爱国主义情怀的影响，导致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

伴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大日本”的说法渐渐深入民众心中。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日本近代化成效显著，经济发展，国力渐强，民众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怀也渐渐高涨起来。

山县有朋提出了“利益线”的扩张理论，被“强国梦”冲击的头脑发热的明治政府和民众，把琉球半岛、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划在自身利益线内，狂热的极端爱国主义，自此彻底转变成为军国主义情绪。

在虚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共同作用下，极端爱国主义情怀，簇拥着民众全力支持政府扩大军备，支持政府发动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后，这种极端爱国主义情怀更加疯狂。

刚刚进入20世纪，“对俄必有一战”的舆论迅速在日本社会蔓延，逐渐成为一种不良导向，不断向政府施压。

此时的明治政府深知本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对俄战争，但是民众根本不接受这种观点。

虽然有反战观点，但是很快就被社会舆论认之为“卖国贼言论”。

直到1905年9月日俄停战，一场以牺牲八万多人，14万多人负伤为代价的战争，却并没有让狂热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怀和军国主义思想冷静下来。

特别是《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民众所表现出的极端情绪，更是彰显出这个东方岛国的狂热。

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是战胜国，应该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以此来刺激经济发展，恢复生产生活。但是《和约》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民众宛如掉入冰窟窿中，他们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把矛头指向政府。民众认为是政府太软弱，谈判太“笨拙”，“可耻地”签订了和约。

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督促政府“拒绝签订屈辱和约”，命令军队继续击溃敌人。民众就像是一群乌合之众，被演讲者的情绪感染，高呼口号。

当军警试图控制这种蔓延的态势的时候，双方发生严重冲突。疯狂的民众袭击军警，袭击国民新闻报社，放火焚烧内务府大臣官邸和警察署、派出所、岗亭，以及教堂、民宅、车辆等，造成东京严重混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烧事件。”虽然得到政府及时镇压，但是这种骚乱仍然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极端爱国主义情怀和军国主义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日本社会，民众可以为支持政府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忍受最为艰难的生活，把自己儿女、丈夫送到前线，但是却不能接受政府在战争中的“软弱”。

在国力衰弱的时候，民众惧怕被强国欺凌，民众忍辱负重，但是当国家强大的时候，民众又改如何自处？

四、极端爱国主义留给我们的思考

在极端爱国主义情怀和军国主义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日本，在侵略亚洲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给亚洲多个国家造成不可估计的伤害，但是也为自己带来沉重的教训。

虽然到今天为止，一些日本政客和日本民众依然不能自醒，依然做着极端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春秋大梦”，但是这种极端思想，最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说，“在信息全球化和全球化日益加深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心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开始，历经两次国共战争，抗日战争，最终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长达六十年的努力，社会主义中国国力日渐强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唱衰”和“捧杀”两种思潮一直存在。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唱衰”思潮盖过“捧杀”思潮，社会所呈现出的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和崇洋媚外思潮，曾经主导了几代人。好在中国政府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并不因民众的思潮变化，而改变“韬光养晦”，寻求自我发展的道路，忍辱负重，玉汝于成，终于在进入21世纪初，社会主义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强盛。

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日渐强盛，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思潮渐渐抬头，“捧杀”思潮盖过“唱衰”思潮。只是很多民众根本没有认识到“捧杀”思潮本质，沉迷于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之中不能自拔。

虽然民众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怀，还未发展到“帝国主义”思潮，反战、和平主义思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很难保证不会向这个方面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国内个别地区矛盾日渐升级，个别居心叵测国家和组织，在国内外媒体策动极端爱国主义思潮民众，在某些事件中，表现出极端言行。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政府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妥善处理和解决诸多问题，不给极端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任何机会。

日本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出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和帝国主义思潮，比起无比的仇恨，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希望，大家做一个理性的国人！

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下篇，假如历史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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