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古城、杭州西湖、福建土楼…除了赚钱,世界遗产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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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中国开始将国内这些好东西拿出来,申报世界遗产。

半个月前,我们又多了两处世界遗产,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第一。

然后呢?

当我们住了很多年的家突然变成了景区,当收了很多年门票的景区突然变成了遗产,这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当我们普天同庆时,我们还想多问一个问题:

那些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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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宣科坐在台上,精神抖擞,他的背后坐着一群和他一样的古稀老人。

台下坐着一群外国人,来自联合国的世界遗产考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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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科先生和他的纳西古乐团。

演奏完一曲纳西古乐,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宣科站起来。

他站在聚光灯下感慨,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纳西古乐了,他们把一个在舞台上跳来蹦去的人视为偶像,“这个人的名字叫周杰伦”。

前两天,周杰伦、蔡依林在昆明表演,3万名粉丝到场欢呼。

“还好周杰伦没有来丽江。”宣科说完,台下的百名观众笑成了一片。

这是2008年1月的一天夜里,丽江只有5℃,我相信宣科的内心也有点冷:联合国考察组是来评估丽江环境的。

7个月前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点名批评丽江古城的商业化。这一次的考察,将决定丽江是否被列入“濒危目录”。

“丽江已死”,早已是耳熟能详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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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丽江古城的白马龙潭三眼井。

如果问丽江从什么时候开始死去的,请回答1996。从这时开始,打造旅游城市成了丽江最重要的任务。

10年前,也就是1997年12月4日,丽江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此后要做的一切,就是按照计划搭建一个理想的古城。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丽江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建立了古城房屋维修审批管理制度,保护原有古城建筑;

对古城的市政基础设施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

征收“古城维护费”;

控制古城的商业活动,将与古城氛围不协调的商业行为,如玉石店、理发店、卡拉OK厅等全部迁出古城。

每一个看似为了古城好的措施,都在加剧着古城文化的衰败。

把古城单独划出来,征收“古城维修费”,变成了一个保护区,反而让古城像个外来者,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而古城的真正死去,是从当地人的离开开始的。

硬生生划出来的边界,让古城根本无法容纳增长的居民,古城内房价陡增,很多人开始选择将房子租给外地人,而自己生活在新城。

为了“看起来更像古城”,丽江迁出了许多便利的商店。

成为世界遗产前,古城内有着多个农贸市场和日用商店,后来,甚至小学附近连书店、文具店都找不到了,全变成卖旅游商品的店了。

打着文化保护的旗号,丽江古城早已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2009年,四方街地区的房东有超过80%选择在新城居住,留在中心地区居住的人不足10%,而这些留下的居民也是仅仅参加对古城的管理或清洁工作,真正的生活中心也在新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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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丽江,和烂大街的一米阳光。

变成世界遗产之后的10年里,当地纳西族居民从原来的4万人减少到了几千人。成片的酒吧,把在这里住了70年的宣科也逼走了。

“我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这些狗男女。”

他把房子出租变成了客栈,自己搬去了城郊的一个庄园里。

1997年,丽江古城成为世遗时,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梁敏子曾告诫:

申报的成功意味着保护责任的加重,从现在起丽江人民必须对全人类负责。

但丽江负得了这个责吗?

“你不能指望我们这个小地方、小百姓一下子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啊!”就在丽江被点名批评那年,时任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曾对媒体说:

“你说,是不是太难为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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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丽江的“腾笼换鸟”,杭州人对西湖的态度很明确:西湖就在我们杭州,谁也别想把我们换走。

当一个世界遗产,出现在城市里面,处境可能大不一样。

自公元9世纪以来,无数的人文墨客都曾到过西湖边,建起亭台楼阁,堤坝庙宇,给这片山水带来了丰厚的人文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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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时候,这个6.38平方千米的湖水,还是属于杭州人的。

1979年,西湖逐步实行了景点的门票制,六和塔等景点门口装上栏杆,开始收起了门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大名,无人不知。每年光景点门票,就能给杭州贡献2000多万。

2002年,杭州开放全部的西湖,把西湖还给杭州市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西湖开始了长达10年的申遗路。

在这十年中,他们引进钱塘江水,让西湖的水能一月一换,湖水透明度从50厘米变成了79.8厘米;

新增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修复了西湖的自然生态;

保护修缮和恢复重建了180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

恢复了0.9平方公里的湖面。

2011年,西湖成为世界遗产。当时的西湖申遗小组组长王国平承诺,6项不改变:

“还湖于民”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

但当家门口的湖被冠上了“世界”的头衔,杭州人还是会不禁发问:西湖还是我们的吗?

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西湖就来了518万人次,比前一年多了34.7%。最多的一天,西湖景区就挤了230万人。

要知道,西湖核心景区的客流规划上限仅仅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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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边永远都是人人人人人人人。

本地人难免开始有怨言:平时没时间,一到周末西湖边都是人。虽然生活在杭州,可感觉西湖离杭州本地人越来越远了。

不少学者也跳出来说:赶紧取消免费,不收费,这西湖就没法走了。

所幸,杭州政府还是大胆坚持开放西湖,舍得把湖交给公众,把世界遗产交给全世界。

世界遗产之于西湖,在名气上是锦上添花,在保护责任上,担子却重了不少。

当然,这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既然是给公众的,就不能“搞特殊”,一桌上万元的会所,一周之内就给关掉了30家。

2007年,浙大的一栋72米高的楼也被爆破拆除,因为影响了西湖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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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这么突兀的高楼,不能忍。

站在白堤上,你会看到一栋楼直直突出山脊,这是西湖边的香格里拉饭店。由于影响了西湖的景观,杭州政府就把这栋7层楼拆掉了2层……

最终确保,你在西湖往每一个方向看过去,得是名副其实的“三面云山一面城”。

2018年国庆,得让厕所不断纸,用掉了4000卷厕纸。

甚至还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巡逻员,看到有神态不对的人,就会主动上前,防止跳湖自杀。

所以对于本地人来说,能看到更美的西湖,也在适当让出西湖。

要平衡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需要长时间去解决,杭州迈开了那一步。

西湖,已经活了2000年,杭州对西湖的目标是,让它再活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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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800年,西湖2000年,而有些世界遗产,才100年,就快“死”了。

福建漳州,南靖县,土楼之乡。

古时,客家人从中原迁至南方深山,为了抵御猛兽、外敌,巧妙利用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合全族人之力,建造出土楼这种群居建筑。

直到1972年,还有土楼落成。但随着时代发展,多人群居、毫无隐私、没有厕所、木板隔音差、来往隔阂多……土楼不好住了,人们纷纷走出土楼,走出大山。

年轻人都走了,只剩下老人和老土楼,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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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楼包围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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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久失修的土楼内部。

2008年7月,20座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

尽管申遗前,土楼管理方一再宣称,成功后不会涨价。然而事后却是:

次年6月,田螺坑门票从50元翻倍到100元;

华安土楼群,从30元翻了三倍直接到90元;

永定初溪土楼群门票,从原来的 50元涨为70元。

啪啪打脸,但不妨碍赚钱。

成为世界遗产后的10年里,南靖县的经济坐上了火箭。到2017年,土楼景区接待了450万人次,旅游收入25亿,比2008年增长了13倍。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自己的家突然成了世界级的景点,那些巴不得逃离这里的人们,又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有人回土楼开了民宿,有人回来当起了导游,还有开饭店、种茶叶、卖特产……

10年里,陆陆续续回来了2万多人,大家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土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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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家住大土楼》,讲了一个土楼小伙带外地媳妇回乡创业的故事。

政府和景区也投入了钱,增加厕所,改造电路,让土楼里的人能好好做顿饭。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本地人回来了,死去的土楼又活了。

世界遗产,一个金字招牌彻底改变了这个县,但除了这些有名的大土楼,全县还有15000多座土楼,由于年久无人住,面临倒塌的风险。

那些知名的土楼前,生意自然火爆,但巴西烤肉、螺蛳粉、烤鱿鱼也都随游客而来,浓厚的油烟味弥漫在饮食清淡的客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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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土楼旅游区。

土楼人回来了,土楼和背后的客家文化,又该如何留住?

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黄汉民建议,可以迁出大部分土楼人,只留一小部分原住民住在土楼里。

他希望“留下来的这部分人,必须深刻了解土楼文化,按土楼最原始的状态生活,逐步恢复土楼的生命活力。”

是不是很眼熟?迁出原住民,只留下表演性质的区域,丽江就是这么“死”的。

刻意维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人住,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

对于那些返乡的年轻人来说,留下与发展,故乡与个人,能平衡,能兼收,多靠了这些祖传的房子。

可以说,土楼救了南靖,未来,要看这些南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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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已经转型困难,西湖和土楼还在面对游客们一次次的考验。

申遗,一直以来是门生意。

2010年8月2日的凌晨,湘西新宁县的人们都在欢呼——他们牵头申报的“中国丹霞”,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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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的崀山景区,在这里能看到丹霞地貌发育的各个时期。

这次申遗,总耗资10亿,其中有4.5亿都是这个县承担的。

对于这个在当年财政收入才1.7亿元的小县城来说,我不相信,他们出于对人类文明遗产的责任心,举全县之力去扛起这份责任。

跟这些新宁县老百姓一样,我只能选择相信:申遗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和腾飞。

他们赌对了。申遗成功后,公路、机场、酒店都批下来了,旅游收入一直攀升,曾经的贫困县也脱贫了。

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赔本赚吆喝的。

几年前就有报道说,平遥古城出名了,结果一年最多公务接待10万人次,反而少了1200多万元收入,不堪重负。

尽管申遗成功已经10多年,平遥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若要为古城开发所需的新城开发及古城搬迁,至少还存在2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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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时期的平遥古城。

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后,小县荔波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中还得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来源@《人民日报》)

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还是急需告别贫穷的小城市,申遗都是件大事。

它关系到旅游开发、GDP、地方政绩和城市名片……

而这些申遗的结果中,最应该关注的,是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才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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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前,良渚古城遗址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了新的世界遗产。自此,中国有了55个世界遗产,全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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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良渚古城的南城门,就像一只巨大的脚印,跨越到5000年前。图/大卫黄

这时我们选择回头,33年来,这些成为了世界遗产的地方,多多少少都给当地带来了改变,有些一跃而起,有些尚在挣扎,但都让当地政府、当地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当家门口有个世界遗产,和我有什么关系?

中国申遗33年,保护的却是纵贯70万年的历史:

从70万年前北京郊区的那个直立人头盖骨,到5000年长江入海口沼泽地里的良渚古城,再到仅仅不过百年的开平碉楼……

中国申遗33年,也在逐渐认清:世界遗产,以前是份荣誉,如今更多是一份责任。

这个世界第一,担子可重得很。

当世界遗产不再只和利益挂钩,当更多的城市选择担起一份责任,我们才能借由这些伟大的遗产,像70万年前站立起来的那位北京人一样,仰望星辰,陷入沉思: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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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讲,世界遗产是城市的基因显现,和力量所在。活在某一座城,便自然生长得带有其精神气质,和人格底蕴。城市为每个人的内心输送着冗长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种种地域特质。

当世界遗产只关乎于城市,当城市只关乎于人,我们面对它们时,所要思考的,便十分清晰明了:

我是谁?我要去哪里?

没有一份荣誉能久远不灭,没有一份责任能自发而生。

但若立于荣誉之上,所有对于过去的守护和传承便自然而然,所有对于未来的讨论和设想便顺理成章。

如此,从世界遗产谈开,每一座城,均有属于自己的荣誉和责任。而这,便是未来城市最初且最好的模样。

8月9日,拙见联手那一座城,在澳门举办“城势·2019 未来城市发展(澳门)论坛”,共同探讨未来城市的理想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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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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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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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那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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