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写作就像打麻将,文字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命运

本文是上周六土逗沙龙的整理稿。(土逗公社)

大家好,我是范雨素。我爱好写作,但我的写作没什么高大上,就像大家打麻将、上歌厅,就是娱乐。

2015年,北大张慧瑜老师给我们皮村文学小组上的一些理论课,凭借着这样一些专业知识,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作了一篇长篇小说。这也就是后来的《农民大哥》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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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雨素(中)

2017年的1月,我开始做小时工,有了时间,就写了那篇《我是范雨素》。4月24号《我是范雨素》发表,第二天就来了很多很多的记者要采访我,我才意识到我出名了。当时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不觉得我那篇文字怎么好,而且我还有很多很多缺点,我经常为我自己身上这些缺点而感到自卑。人家说能发表,能给你钱,我就觉得幸运和感谢。

但我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小时候,农村很穷又没有图书馆,我就把仅有的《上下五千年》一本一本地看,每本都快翻烂了,看着都能吃了。因此我知道,像我这点名气,在历史长河里,别说荡不出一圈圈波纹,连泡泡都说不上。如果真的天天那样被采访,每天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会饿死。我也不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如果让我作为乞讨者的身份出现,我宁肯坐在马路牙子上饿死。

我九岁的时候说我要当中国的第欧根尼,所以我尊敬每一个马路边乞讨者,永远都不说“叫花子”。1983年春天,我读到一期《读者》杂志,那时候我九周岁还不到十岁,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哲学家如是说》,讲第欧根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故事。我就记得第欧根尼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来看第欧根尼,问他:“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第欧根尼闭眼跟亚历山大大帝说,“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童年看的书一辈子不会忘记,我们小时候看书能看的如醉如痴,看什么都看得进去,看什么都愿意看。我们现在的孩子最好在童年养成阅读兴趣,这种兴趣虽然对物质上面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好处是,至少可以不坐牢不犯罪了,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即使是很贫困的日子,即使体力劳动很苦很累,也能用坚强的心去面对。

文字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命运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写的东西叫“底层文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底层”这个词,至少在上个世纪不可能出现的,有些工友说好像在2002年2003年看到的。我看到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就问他们:谁是底层?是劳动人民吗?那什么是底层文学?

有些人说自己叫中产,有些人说自己叫高层,那也就是圈地自萌。劳动人民已经不理你了,都在忙着赚钱。我前几天扫墓回到家,心里本想会碰见很多熟人,谁知道就好像进了原始森林——我一米五几的个子,走进盖满了四层小楼的村子,看不到一个人。人呢?都去打工了。在我们的童年时,村子里都是人,好多好多人。如今,劳动人民都忙着赚钱了。谁会看你写什么,谁理会你叫我“底层”“底层人民”,也没有人关心你写的文学叫底层文学。

我从来没有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吃好了穿好了住进大房子叫改变命运吗?人家第欧根尼还不愿意理你,瞅都不愿意瞅你。文字就是文字,就是一种爱好,就好比大家要娱乐要去歌厅唱歌,不是用来改变命运的。什么叫命运的改变呢?干体力劳动就难道就不好吗?干脑力劳动就好了吗?你如果说干脑力劳动就是改变命运,这个说法也很荒谬的。

我记得我曾看到一篇文章,是周有光老师回忆林汉达先生,他们在农场的时候,一边砍玉米一边还在心里推敲文言文。他们在玉米地叫苦吗?此外还有杨绛老师,文字里并没有表现出那些苦难,他们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平淡的叙述。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对《我是范雨素》这篇文字的看法,我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期望。而且,如果写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能改变命运,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是很聪明的。如果别人歧视我,说你是“底层文学”你是“底层”,那我不想理你。还有些人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说我是史诗级的人物,其实我也没有这种优越感。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以科幻为体裁,说的是现实,但我并不认同她说的三个层,不认同高层、中层和底层的区分。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分到北京的国家机关里了,他们会指着他们的弟弟妹妹和姐姐说,你们叫底层吗?我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说这句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碰见一个大姐,她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上班,对我说,范雨素,你的文字很有力。她永远不可能说:噢你是底层。她对我很尊重,很平等的态度来跟我说话,她说:“我就是农民,我就从农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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