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被学界打压？永远的副教授——史学家陈旭麓诞辰100周年

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

——茅海建《怀念陈旭麓先生》

陈旭麓先生以思辨和文笔见称学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但又是全国唯一的三级副教授。

——魏承思《永远的副教授陈旭麓》

身边书架上有一本《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前几天忍不住拿起来又翻了一下。作者是陈旭麓，这本书被誉为被学界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再看作者的生卒年月，生于1918年4月，现在恰逢陈老诞辰100周年。

2011年的时候，《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纪念陈旭麓的文章，标题是“永远的副教授陈旭麓”。现在“副教授”三个字和陈旭麓的伴随频率特别高，有了策略文案式的鸣冤叫屈的味道。近来，看到了几篇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门人弟子对老师的怀念文章，多曾谈及陈先生是“全国唯一的三级副教授”、“永远的副教授”云云，也大为先生鸣不平。

本文标题也不能免俗，也叫“永远的副教授”，不过，要辨析一下这个副教授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旭麓先生与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恩怨是非，笔者无胆置喙。至于1978年恢复职称晋升体系后陈先生为何迟至1986年才获得晋升，为何始终未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这是另一个涉及更多的话题。

但以“三级副教授”为陈先生受压制之证，则是出自对五十年代人事制度的误读，是错将对现在教授、副教授云泥之别的印象误带到当时的结果——其实，陈先生的“三级副教授”，不是他长期被压制的结果，而是50年代他相当受重视的表现。

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工资制度改革，高教系统也于1956年进行了所谓的教授级别评定，流传至今的“一级教授”、“二级教授”等称呼由此而来。但1956年的级别其实并非职称，而是工资。所谓的“某级教授”，其实是“教授领取高教某级工资标准”之意。

下表是当时上海地区高教教学人员工资级别表：

从这张图中就能很清楚看出当时体制和现行职称体系的一个极大差异：当时教授的工资级别，最高至一级（在上海为每月363元），最低至六级（157.5元），而副教授最高三级（254元，与三级教授同）、最低也是六级（同六级教授）。教授与副教授的工资级别实际高度重合，这是一个与现在通行的教授、副教授级别泾渭分明的通行认知完全不同的体制。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个体制呢？解放前大学水平相差悬殊，各种粗制滥造的草台班子学校也大量发放教授聘书。如果新政权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将众多注水教授降级，显然会引起普遍不满和动荡，因此新中国对解放前的职称、特别是高级职称，采取的是一律承认接受，然后冻结的政策——以陈先生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为例，进校前的教授，无论是来自知名的国立大学，还是毫无知名度的民办小校，学校只能一律承认其职称，但这些教授如果教学科研水平不高，则工资定级很可能会低于很多副教授。

陈旭麓老师

陈旭麓在51年华东师大建校前是私立大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因此职称自然被长期冻结在副教授上，这是大政策使然，并非特别针对陈个人的歧视。相反，将陈先生的工资级别定为高教三级——当时华东师大的评定结果，一级2名、二级24名、三级28名（其中副教授2名，其余全为教授）。陈先生为两名三级副教授之一（另一为地理系副主任叶粟如先生——可知陈先生弟子所谓陈先生为“全国唯一三级副教授”亦不确），反而说明在五十年代，学校对陈的教学科研能力是给予了相当评价的——限于大环境，学校无法把陈先生的职称提升为教授，但仍然给了他相当高的工资级别，这其实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戏称的“发财不升官”。

三级副教授是否是压制的表现，还可以看与陈情况近似的另一位副教授：华东师大数学系四级副教授曹锡华先生，曹先生很快就接替外调的二级教授孙泽瀛出任数学系主任，这足证他受到学校的重用，然而曹锡华定级时也是“四级副教授”——曹先生1950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浙大任教，按当时的浙大制度定为副教授，随后即调入华东师大，因此他的职称也就被长期冻结在副教授，尽管曹锡华以及其他六七名四级副教授的工资与学校里的约20位四级教授其实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