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神仙观下的政治格局

在关于秦始皇的种种事迹之中，秦始皇求仙访药的事迹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1]”这是史书中对秦始皇派遣船队出访求仙的正式记载[2]。秦始皇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又有“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等诸多材料，一个疯狂追求长生不老的帝王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但是秦始皇授意下的海洋活动，真的全部都是在求仙访道吗？秦始皇真的是一个疯狂迷信神仙鬼神的帝王吗？在笔者看来，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迷信盛行的年代，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在秦始皇派遣“船队”出海的目的仅仅是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长生不老。同理，任何有关怪力乱神的行为，都不能独立于秦始皇的政治意识来看。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把秦始皇的神仙观念独立地进行理解，必须把它放置到秦始皇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做一个整体的把握。

醉翁之意不在酒：从秦始皇的神仙观说起

我们无论从徐福出海来说，还是从其他求仙访药的事迹来看，我们要首先明确一个问题：秦始皇真的相信有神仙，或者说这种超越性的东西存在吗？就《秦始皇本纪》提供的史料来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妨先从秦始皇对于“真人”的理解来看。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原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当面对卢生提出“真人”这样一个“与天地长久”的神仙的概念的时候，秦始皇的态度很有意思：“慕”“自谓”——这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有三点：其一，秦始皇对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这一个概念是认同并且向往的。只有这样一个概念存在了，才可能有“慕”这样的能动行为[3]。纵然这个真人未必就实际存在，但是真人的这样一种状态，秦始皇内心是认同的，所以秦始皇用“慕”这个字；其二，秦始皇并没有把自己居于“真人”之下，自谓“真人”其实就体现了：在秦始皇的意识形态里，神权不能高于王权。即使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但秦始皇看来，自己并没有任何比真人弱的地方。一个“自谓”就表现出秦始皇王权平行甚至高于神权的态度和气魄；第三点更加有趣，从动机上的“慕”到行为上的“自谓”，秦始皇并没有表现出一种一定要寻到真人或者成为真人的必须感，这其实可以隐射出秦始皇神仙观的本质特征：信而不迷。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这种超越性的存在，秦始皇是相信的。但是秦始皇绝对不痴迷或者渴求这种东西，甚至一如既往的让现实的君主权力作为最高的存在。这在意识形态方面，体现出了秦始皇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专制君主的独特考量：神权固然让人向往，但是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必需品。换言之，秦始皇对神仙之事从来都没有给予太大希望，而他真正关注的，是现实世界的王权。

我们从原文的资料里来检验这种观点。其一，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绝对是信而不迷的。在秦始皇建立帝制的时期，已经明确表明：“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4]这一政策在秦始皇始终没有变过。于政体设置和权力转移而言，“始”和“传”就已经能够表明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态度[5]：向往之，但绝非必须之。再者“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无论是就人力，财力还是精力方面的对比来说，与恢弘的陵寝相比，秦始皇对于长生之事的投入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这足以表明，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并没有历来人们想象的那么疯狂。

其二：秦始皇授意下的各种与神仙有关的行为都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我们看关于徐福出海的两次记载：“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以及跟卢生有关的一次活动：“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这三件事情都是史记上明确记载的，它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答案是规模巨大，有全面规划，中央直接参与和支持。这样看来这些活动就能单单从个人层面考量，它一定有国家层次上的考虑和顾及。

无论是“发数千人”“ 赍捕巨鱼具”还是“发兵三十万”。每一件跟鬼神有关的活动都带来的是秦始皇规模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求仙访药真的需要那么规模庞大的船队吗？莫须有的“恶神”真的能调配秦始皇部署大量新式武器，“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吗？非也。纵然我们可以从帝王个人喜好和君主专制层面上勉强承认前面两件事情，但是因为一句模糊的“亡秦者胡也”就引起“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这样巨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成立的。再者，我们看另外一则有关神仙之事的记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从各个层面的投入来看，这种单纯“为求仙而求仙”的活动，中央的重视是很有限的，在各个层面上都是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因而，单纯的迷信活动，并不可能得到秦始皇如此规模的重视和支持。

其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秦始皇一直对徐福，卢生等宣扬鬼神之事的人给予大力的支持，但是对于他们“求而不得”的结果却从来没有相关惩戒的记载，甚至连督促之类的责令全部都没有，相反倒是这些方士们战战兢兢：“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在关于仙人或者仙药屡求不得对他们有所苛责[6]，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秦始皇病危。如果秦始皇对长生之事还有所眷恋的话，那么至少在他身体状态下降期间必然会大肆发动求仙访药的行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始皇自始至终都没有对长生不老或者神仙鬼怪之类的事情有额外的高度关注或者追加性的投入。

这个时候，常识里对秦始皇的这些行为的推理就说不通了。秦始皇既不是一个对长生不死汲汲渴求的人，也不是一个对神仙鬼怪之事非常在意的人。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史记》记载：“（始皇）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对于普通人心中崇拜的“神”，秦始皇并没有像普通人或者其它帝王那样祭拜告罪，而是“怒”“伐湘山树”“赭其山”，俨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面貌了。因此传统中对秦始皇封建迷信，色厉内荏，愚昧不堪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这一切行为的动机究竟何在呢？

我们把秦始皇和神仙有关的事情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徐福线，即“海洋线”[7]，一条是卢线，即“大陆线”。把两条线连贯起来看，就不难看出这个问题了：。秦始皇所有的“迷信活动”，都是“声东击西”，它们都有其特定的政治考量。每一次迷信活动，都带来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而现实权力的直接受益者，正是秦始皇本人。

那么我们依据这两条线索重新整理《秦始皇本纪》，就不难看出秦始皇的真正意图了：借助种种“迷信活动”，秦始皇在为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在进行一个谋划和布局：建立一种以大陆为依托向海洋和蛮夷（国外）延伸的国家架构。

我们先看徐福线，所有有关的记载如下：

“（二十六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

“（二十八年）於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

“（二十八年）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

“（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

“（三十五年）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三十七年)始皇出游……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三十七年）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从《史记》记载来看，从建立帝制到他去世的十几年间。有六年时间有明确记录的“海事活动[8]”。相比于移民戍边和三次登罘，派遣徐福出海这样的活动在整个秦始皇的国家战略过程中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徐福的出海活动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秦始皇海洋政策布局下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徐福出海不是一种偶然兴起，而是秦始皇有布局，有规划的海洋政策的既定步骤。“数千人”“捕巨鱼具”或许可以用求仙访药来理解，但是五谷种子和百工随行只有一种解释：秦始皇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巡海和近海开发活动，他的目的是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拓展在陆地以外的海洋上去。而这种依托于大陆，配置齐全，有组织有批次的海外“访问”活动俨然就是对海洋的殖民扩张。是一种严肃的国家行为而非“荒谬的”个人行为，是政治行为而非宗教行为。

孤证不举，对应地，我们梳理在陆地上与神仙鬼怪之事有关的内容。即卢生这条线，同样可以证实我们得到的结论。

“（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六年）卢生说始皇曰：……原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

卢生所有的求仙活动都是一个引子，实际造成的都只有一个指向：加强皇帝的政治权力。

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就可以解释无论是徐福还是卢生，他们追求神仙，耗费无数还求而不得，但是秦始皇都不以为意的原因：秦始皇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神仙”或者“求仙”真正当作一回事。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拓展自己政治权力的借口和手段。求仙访道只不过是派遣海洋殖民队伍的幌子，怪力乱神之事也只是他展开政治行为的一种借口。实际上，从秦始皇对湘君神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秦始皇根本不迷信这种事情，他只是用神仙和宗教作为一种幌子，在五行学说和封建迷信流行的时代里为自己的政治意图寻找一种礼制的上的合法性，俨然就是荀子所说的：“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9]的态度了。

关于卢生亡去：神仙迷信下的政治角力

在之前取得的理论成果上，卢生一个小小的方士带来的政治地震也就很好理解了。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这段话看起来可能是一段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两个骗子的谎言圆不下去而跑路，秦始皇把他们的诽谤罪推广到妄议朝政的儒生身上，全部给予处死，还因为给读书人求情把自己的法定继承人发配到边疆去了。这件事从始至终都看上去非常荒诞，但是基于我们上面的分析，这一段故事就很好解释了。

秦始皇对卢生等人大怒的原因不是“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而是卢生“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同样，卢生为自己的谎言拼凑的借口：“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中“贪权势”这一点完全侵犯到了秦始皇的底线。求药不得根本不重要，毁谤中央集权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秦始皇从来都没有希望卢生和徐福做出什么真正的成就，事实上，他甚至没有长生不老的准备[10]。在秦始皇看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是第一位的，有没有神仙，能不能长生不老根本不重要。所以接下来的徐福向秦始皇诈称“海神”一事的时候，秦始皇不仅没有追究徐福的责任，反而非常积极的“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

这样以来，基于秦始皇的神仙观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布局和心思。以卢生逃亡的这件事情来说，秦始皇并不在意卢生怎么在求仙访药的问题上欺骗自己，他在乎的是卢生“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在挑战他专制集权的底线，所以秦始皇大怒。这样推广来看，坑杀儒生和外出皇子也不是一场迁怒的闹剧，而是一个政治暗示非常强烈的宣告：任何可能撼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是秦始皇对百姓臣子的一种警告，也是对未来政权继承人的一种警告。对公子扶苏而言，秦始皇这是明确在表明自己对公子扶苏的执政理念的不满和严惩：对于他一手建立的帝国而言，他需要的是一个像他一样决绝冷酷的法家式继承者，而不是一个儒家式的继承者。于是公子扶苏的那句：“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完全触怒了秦始皇的龙颜。所以秦始皇不惜把王位继承人外出到边塞去“监军”，这是对公子扶苏一次非常严厉的警告。从歌舞升平的皇宫到艰苦危险的边塞，对王位继承人生活环境的一次颠覆式改变，也是秦始皇的一次无奈之举，也是秦始皇为了改变公子扶苏做出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因而不得不说，相比于扶苏的软弱，胡亥的后面的夺权也就理所当然了。而这一切发生在秦始皇去世的前一两年间，不仅不让人为扶苏和蒙恬的死感到唏嘘。甚至可以说，秦始皇的封建迷信活动直接影响了秦朝的权力交接：在秦始皇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长生不老的打算，所以秦始皇对陵墓的修建和政治制度的设计是空前用心的。无论是徐福还是卢生兜售的封建迷信活动，都是秦始皇用来施行海洋政策和专制集权的幌子，所以他并不在意“费多”“不得”。秦始皇的目的是在自己在世期间，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发展到顶峰，无论是政治制度（“悉决于上”），军事布局（北击匈奴），经济制度（开发沿海）还是文化管制（焚书坑儒），他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布局。但是在卢生逃亡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对继承人的政治手腕感到失望，因而无奈之下，他在一个并不恰当的时间将王位继承人外派出去，这直接导致了胡亥和赵高等人的篡位，亲手埋葬了他经营起来的帝国。

故而，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把秦始皇的各种迷信活动独立地来看。基于意识形态，不顾历史事实和史学研究方法就对秦始皇进行随意评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与科学精神明显违背了。

基于《史记》所提供给我们的史料，我们应该透过秦始皇在迷信活动上的简单表象，去挖掘和梳理这之后的政治动机。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秦始皇的政治观念绝对是其决策和行为的第一因素。无论是阴阳五行理论，还是神仙观，都是秦始皇在宏观的政治架构和围观的政治行动中寻求的一种礼法依据和行为幌子。

秦始皇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依托于陆地，向海洋拓展的完备的国家版图。无论是对于内陆江河的重视和开发，还是对于海洋的憧憬和尝试，都是秦始皇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做出的政治尝试。故而与其说我们谈论的是秦始皇的神仙观和求仙访道的奇闻轶事，不妨说我们在谈论的是秦始皇的政治布局和政治理念。在鬼神问题和海洋问题上，这也是秦始皇和后世帝王最为本质的一点区别，也是应该为所有史学研究者所注意的。

参考文献

邹振环.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邹振环[J].人文杂志. 2015(01)

[1] 为方便阅读，本文中所有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材料皆以斜体标注，不再单独做注。

[2]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有记载：“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

[3] 这是哲学或者说逻辑学的一种基本观点：我们只能谈及一个存在的事物或者概念。这是笛卡尔一派的基本观点，“我思故我在”其实就反应了这样一种理论过程。

[4] 《史记·秦始皇本纪》

[5] 请参看邹振环《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6] 卢生逃亡事件其实涉及了这一问题。但是卢生逃亡的问题并不在于求仙无果，后文会有专门论述。

[7] 其实后文的材料里出现了很多关于内部河流的问题，这里只是为了书写方便。故而这里以引号和脚注特殊说明，防止读者误会。

[8] 这里的海事活动是一种泛指。实际上亦包含了各种在内陆江河上的大型航行活动。

[9] 出自《荀子·天论》

[10] 前文已有论证。